在今年9月召开的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这一重要指示突出强调了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大意义。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型工业化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重要论述，极大丰富了全党对于中国特色工业化的规律性认识，也是我们深入理解新型工业化、制定相关政策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根本遵循。正是在此指导下，近年来我国新型工业化取得重大进展，工业规模持续扩大，实力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快速提高，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我国连续13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拥有门类最为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四成以上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上升至第11位，航空航天、重大技术装备、电子信息制造等领域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产业结构方面，2022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达15.5%、31.8%，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13%，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重点产业已跻身世界前列。与此同时，区域协调发展、节能环保与绿色低碳成为我国工业化的鲜明特色。

 

　　如今，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错综复杂，逆全球化与新全球化潮流交织、博弈加剧，新一轮科技革命起伏跌宕等诸般正负面因素深刻影响之下，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机遇与挑战兼具。我们要坚持系统观念，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把握党和国家在新型工业化方面的大政方针，将人民至上思想贯穿工业发展全过程，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以科技创新为第一动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基础推进新型工业化是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制高点的制胜之道。要大幅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进程。

 

　　首先是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科技创新中的核心作用。经济学表明，科技创新是以一定领域的研发投入强度为基础的，而各自为战、“撒胡椒面”式的研发投入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以国家战略为基础的重点投入和举国体制具有鲜明的优势。因此，新型工业化过程中的科技创新，当然不能丢掉这个被理论和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战略。应当以国家使命和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筛选重点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的难点与卡点，实施一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以“链长制”为抓手，完善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协调机制，构建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平台，打破创新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壁垒。

 

　　其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引导作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我们的经济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化，在加快科技创新过程中，仍然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信号显示和资源配置引导作用，强化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让市场主体成为创新主体，也成为创新的受益者。政策上，要加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及财政支持力度，鼓励优质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构建国家高水平研发机构，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通过重大场景驱动和产业政策引导，鼓励科技型骨干企业超前布局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挥细分领域创新优势，打造大中小企业深度融通创新的产业生态。

 

　　再次，完善创新成果转换体系，加强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研究机构与企业的合作，与市场的对接。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鼓励工业企业同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共建创新联合体和创新平台，疏通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连接的快车道。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简化科技成果转化办理流程，完善对首台（套）产品推广应用的支持机制，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以新旧产业协调并进为内在要求，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我国产业发展正处于增长动能转换、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时期，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使新兴产业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传统产业和生产方式则面临改造升级的迫切需求。新型工业化的推进必须在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改造方面两者兼顾，协调并进，统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与新兴产业培育壮大。

 

　　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新型工业化，首先是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在增量上做文章。过去若干年来，我国在国家战略指导下新兴产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在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相关产业、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未来，应紧紧抓住世界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最新趋势，进一步做强做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根本改变我国产业结构面貌。在这一过程中要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市场等多重优势，加强地方重大项目窗口指导，引导地方根据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差异化布局新兴产业，打造地方差异化布局、互补式发展生态。

 

　　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新型工业化，同样重要的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这方面，产业数字化是传统产业改造的重要方向和抓手。支持重点领域全方位、全链条、系统化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提升产业数字化应用水平，尤其要加大对中小企业改造示范引导和政策支持力度，引导中小企业采用数字化技术。提升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水平，引导传统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有序转移。鼓励传统产业集群式发展，培育协同创新、人才集聚、降本增效等链式竞争新优势。

 

　　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新型工业化，特别是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大力支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应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提升基础软硬件、核心电子元器件等供给能力，完善数字要素保障水平。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和智能制造工程，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战略，充分发挥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示范效应，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

 

　　以环境友好为必要条件，促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工业是碳排放的重点领域，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战场。推进新型工业化必须摒弃传统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为工作抓手，加快发展方式绿色化转型，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工业体系。

 

　　一是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鼓励工业企业优先使用清洁能源，加快实施化石能源替代行动，提高工业电气化水平，加快企业用能结构转型升级。建立动态更新的绿色技术目录和项目库，加快先进节能技术推广应用，通过补链、延链、升链、建链引导纺织、有色、钢铁等高耗能企业绿色化改造。深化节能监察和节能诊断服务，为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工业企业节能降碳提出可复制易推广的解决方案，提升企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效率。

 

　　二是实施资源综合利用提质增效行动。加强可再生资源行业管理规范，健全可回收固废溯源管理机制，开展废料循环利用技术难点攻关，拓展工业废料综合利用渠道，建立资源综合循环利用体系。加快创建绿色工业园区和绿色产业链，支持园区实施工业固废循环利用、余热余压回收利用等工程，构建完善园区内产业协同发展绿色链条，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无废发展典型案例。

 

　　三是培育壮大绿色增长动能。提升绿色产业供给能力，创新发展光伏、氢能、锂电池等新能源产业，健全节能低碳和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完善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推动绿色技术在其他领域创新使用。扩大绿色产品消费水平，倡导绿色低碳消费理念，健全绿色低碳产品销售推广机制，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绿色智能家电下乡补贴等政策，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的工业消费模式。

 

　　以高水平开放为必然选择，全面优化国际产业合作

 

　　推进新型工业化，除了练好内功之外，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和优化国际产业合作，也是必备条件和必然选择。

 

　　首先是要继续坚持高水平市场开放与产业开放，积极引进优质外资。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我国宣布将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就是在一般制造业领域全面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制造业条目清零的基础上，中国进一步扩大制造业领域开放的有力举措。此外，还要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保障外资企业依法依规享受要素获取、知识产权保护、招标投标等方面的平等待遇，健全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机制，扩大工业外商投资增量。加大现金奖励、优先用地等政策力度，引导外资企业嵌入国内大循环及当地产业体系，鼓励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境内制造业，稳定工业外商投资存量。以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等为抓手，鼓励外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引导外资参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提升工业外商投资质量。

 

　　其次，要积极推动国际产能合作，鼓励中国工业高水平“走出去”，以企业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更好地适应我国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变化。在这方面，“一带一路”是我国企业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和机制，各地方、各产业都应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机遇。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对龙头企业设立海外生产基地的服务和资金双保障，鼓励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抱团出海”，有序延伸国内现有产业链。做好海外投资环境评估，加强政策解读和信息对接服务，积极商签投资保护、避免双重征税等多双边协定，完善“走出去”公共服务体系，增强中国企业防范海外风险能力。

 

　　此外，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发展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经贸合作，也是高水平开放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应有之义。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有助于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分享权，有助于完善国际产业合作规则，构建新的国际产业链；区域经贸合作则是当前形势下推进国际产业合作、构建新的国际产业链的有效途径。为此，我国应积极推动WTO多边贸易体系改革，积极推动RCEP、金砖合作机制、上合组织合作机制等合作机制尽快落地实施，为国际产业合作进而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创造国际条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066）阶段性成果。）

 

　　作者：李婧（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跃生（北京大学二级教授，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北京大学—中国银行欧盟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