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公元618年到公元907年，有着近三百年的历史，因其恢弘的气势和高度繁荣的经济文化，被世人称为盛唐。“两唐书”从不同史家的视角，展示了唐代从李渊太原起兵到唐太宗贞观之治、武则天代唐称帝、唐玄宗开元盛世，再到安史之乱、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农民起义，最后被朱温所灭并取而代之的近三百年历史篇章，在本纪、志、表、列传中，还原了众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展现了唐朝政治、经济制度的演变，捋清了各种世系的发展轨迹。

 

　　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史学家修史的目的。北宋史学家吴缜在《新唐书纠谬·序》中说：“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这是学者对一部史书的评价。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认为：“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这就是说，史学家应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其中“史才”指史家的才干，包括研究能力和表达技巧，也就是吴缜说的文采；“史学”指史家的学问，主要是历史知识，也就是吴缜说的事实；“史识”指史家的历史见解，也就是吴缜说的褒贬。事实上，从古至今能兼备这三种能力的人很少，所以修史之人就很少。刘知几认为：“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这就是说，如果有知识而无能力，则犹如拥有财富却不会经营，终究不能兴业致富。如果有能力而无知识，就好像拥有匠人般的技术却没有用来发挥的工具，终究不能建成宫室。而且，要善恶必书，寓褒贬于史书之中，使骄君贼臣有所恐惧忌讳，此为无可加者。

 

　　下面，我们就用这样的观点来读“两唐书”。

 

　　一、“两唐书”的成书过程及特点

 

　　《旧唐书》，修于五代后晋，继承前朝官修史书和后世修前朝史的传统，由当朝宰相领衔，汇集一批史家撰写。由于纪传体断代史史书的体例在班固修《汉书》时已经基本确定，此后官修史书都沿袭不替，只是在志、表等部分有所调整和取舍。《旧唐书》署名五代后晋刘昫等（实际编撰者为赵莹等人），本名《唐书》，《新唐书》出来后改称《旧唐书》。而《新唐书》，原名也称为《唐书》，正式在卷首加“新”字是在清代，但自宋代书成之后，已经有此称呼，以区别五代后晋修的《旧唐书》。《新唐书》修撰于北宋，领衔编修的是欧阳修，参与者也都是当朝名士。

 

　　从体例上看，《新唐书》是一部纪传体史书。我们知道，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其创有纪、表、志、传体史书，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是《新唐书》对我国史学史的贡献。纪传体史书，史观正统，搜集资料比较丰富，多以原始史料为主。而这些原始史料，包括实录、国史、诏令、奏议、行状、家传以及官署档案等。

 

　　那么，既然有了《旧唐书》，为何还要修《新唐书》呢？主要是北宋的史学家认为《旧唐书》存在重大缺陷。比如，曾公亮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表示：“以谓商、周以来，为国长久，惟汉与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也就是说，唐朝灭亡后，中华民族进入五代十国这一段乱世。曾公亮认为这一段是哀世，那么处于哀世的史家“气力卑弱”，怎么能写出盛唐的辉煌。

 

　　另外，对于内容编排，他们认为“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也就是说，结构编排没有章法，内容详略失当，文采欠佳，叙述也不够系统。对于作者水平，他们认为“人非宏杰之才，辞采不足以发挥幽潜，书法不足以耸动观听，纪述取舍，乖戾舛差”，也就是说，编者水平较低，错误百出。对于功能意义，他们认为，不足以惩恶扬善、垂戒示远。总而言之，《新唐书》编者认为，无论从体例、剪裁、文采方面，新都胜于旧。而对于当今研究者来说，两书并存、褒贬不一，相辅而行、各有优劣。

 

　　《新唐书》的编者都是当朝名士。比如，欧阳修，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可见，其诗词、散文俱佳，尤其那句“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文采飞扬。他负责修纪、志和表部分。宋祁，北宋文学家，与其兄宋庠并称“二宋”，因词中“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名扬词坛，世称“红杏尚书”。他主撰列传。宋敏求，藏书三万卷，著有《唐大诏令集》《长安志》《春明退朝录》等。其他参与者，还有范镇、王畴、吕夏卿、刘羲叟等，都是饱学之士。

 

　　在结构篇目上，《旧唐书》共200卷，其中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共225卷，其中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两者相比，主要有以下几点变化。第一，本纪是按照帝系的编年史，《新唐书》本纪的字数相当于《旧唐书》的近三分之一。第二，志书是记述典章制度，《旧唐书》有十一志，包括礼仪志、音乐志、刑法志、天文志、历志、五行志、职官志、地理志、经籍志、食货志、舆服志；而《新唐书》有十三志，主要是礼乐志（合礼仪、音乐二志）、车服志（舆服志改）、百官志（职官志改）、艺文志（经籍志改），新增仪卫志、选举志、兵志，历、天文、五行、地理、食货、刑法不变。第三，表是排列有重要意义的世系传承，《新唐书》设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恢复《史记》《汉书》设表传统。

 

　　在取材上，主要有：一是实录，编年体史书的一种，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重要事情；二是原有国史、列传；三是官府档案，就是各官署机构的档案、文件；四是私家传状、谱牒、行状、家传、碑碣；五是，野史、笔记。

 

　　二、新旧“唐书”比较

 

　　《新唐书》编者认为，相较《旧唐书》，《新唐书》具有文省事增的优点。这就是说，《新唐书》行文简略，总字数有所减少，《旧唐书》总字数为200万字，《新唐书》只有169万字；卷数有所增加，《旧唐书》有200卷，《新唐书》共225卷。

 

　　吴缜在《新唐书纠谬》中给《新唐书》挑出了二十个问题，如以无为有、似实而虚、书事失实、自相违舛、年月时世差互、官爵姓名谬误、世系乡里无法、尊敬君亲不严、纪志表传不相符合、义例不明、先后失序、编次未当、与夺不常、事有可疑、字书非是等。

 

　　（一）本纪、志、表、列传

 

　　1.本纪

 

　　《新唐书》的本纪删减较多，把《旧唐书》中原本较为清晰的内容删减得有些词不达意，让人看不懂了。

 

　　2.志

 

　　第一，《礼仪志》，就是礼志和乐志，记载了国家维护统治秩序、社会等级体系、伦理体系的重要制度。《旧唐书》中《礼仪志》7卷、《音乐志》4卷，《新唐书》合《礼仪志》《音乐志》为一，共12卷。

 

　　第二，《历志》《天文志》，分别为《旧唐书》3卷，《新唐书》9卷；《旧唐书》2卷，《新唐书》3卷。《新唐书》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

 

　　第三，《五行志》，列举各地不同的自然灾害，其中还有不少反映民生困苦、工商业状况和国内外交通方面的资料，并从天人感应的角度把人事、气象与灾祸联系起来，自宋代才转向主要对自然现象的描述。《旧唐书》1卷，《新唐书》3卷。

 

　　第四，《地理志》。《旧唐书》4卷，主要为行政沿革，记载了全国边防镇戍的分布和兵马人数。《新唐书》8卷，内容更丰富，保存了很多社会经济资料，不仅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还记述了物产分布、土特产（土贡）、水利兴废、风土人情等。

 

　　第五，《职官志》《百官志》。《旧唐书》中叙述官僚制度的志书为《职官志》，有3卷，不少文字是照抄《唐六典》（唐朝的国家机构组织法），并记载了代宗永泰二年(766)时官品的变革。《新唐书》改为《百官志》，有5卷。

 

　　第六，《舆服志》《车服志》。《旧唐书》中为《舆服志》1卷，记载唐朝帝、后、王、妃以及百官按品级规定的车舆、衣冠、服饰制度，用以区别贵贱士庶，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也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新唐书》改为《车服志》，也是1卷。

 

　　第七，《经籍志》《艺文志》。《旧唐书》中为《经籍志》2卷，以开元盛世为准，记录了“经史子集”四部的存书目录，保留了不少现今已失传的书目和作者。《新唐书》改为《艺文志》，有4卷，增加了很多内容，如《旧唐书》中未收录的李白、柳宗元的著作。

 

　　第八，《食货志》。《旧唐书》2卷，比较集中地记载了唐朝田制、赋役、钱币、盐法、漕运、仓库乃至杂税、榷酤等有关经济史资料。《新唐书》5卷，不仅内容更多，而且更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特别是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籴、矿冶等资料。

 

　　历朝《食货志》记载了经济制度、经济思想、法律法规、相关措施以及沿革变化。《通典》目录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法、兵、州郡、边防。食货排在第一位。潘镛先生在《旧唐书·食货志笺证》中提到，虽然《新唐书·食货志》比《旧唐书》史料多，涉及面更广，但在“钱重货轻”“铜钱荒”的叙述上太简单，对几个重要的诏令和元稹、韩愈的《钱重物轻议》都没收录。

 

　　钱重货（物）轻，通俗地讲，就是通货膨胀，其原因大致为，唐朝的流通货币主要为铜币，由于铸币成本的提高，佛教铸像需求的加大，铜币的原材料有所减少，从而官府减少铸币，铜币的流通量也就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私人开始大量囤积铜币，使铜币进一步退出流通领域。所以，出现了钱重货（物）轻的现象。

 

　　第九，《刑法志》。《旧唐书》1卷，记载了唐朝法典律、令、格、式的制订过程，以及关于执行情况的概略叙述。同时，还记载了法律制度及其演变。《新唐书》也是1卷。比如，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唐律疏议》。

 

　　第十，《仪卫志》。《新唐书》增加了三志《仪卫志》《选举志》《兵志》。《仪卫志》2卷，主要是增加了仪卫的仪仗、服饰等内容。

 

　　第十一，《选举志》，有2卷，第一次系统叙述了唐朝近三百年选举制度的沿革变化，其中涉及很多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唐朝选举，分为选和举，但是举在前，选在后。举就是科举，老百姓通过贡举考试获得进士出身，也就是做官的资格。但是，若要做官，还需要参加选官考试，这就是选。唐朝科举考试的主持机构开始时是属于尚书省的吏部，由考功员外郎主管。而考功员外郎，为从六品上，品级不高，压不住这些考生，惹出了一些风波。于是，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四年，把科举考试与选官分开，贡举考试属礼部，由侍郎主管；选官考试属吏部，由考功员外郎主管。礼部侍郎为从三品，无论品级还是声望，都能压住这些考生，所以“礼部选士自此始”。有学者认为，这是唐朝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标志性事件。

 

　　唐朝科举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门考试为贡举，每年举办一次，常选的科目不下20种，其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就是进士科。通常来说，考中进士，只是获得进士出身，有了做官的资格，并不能立即做官，如果要做官，还需到吏部进行一次选官考试。考什么？“身言书判”。面试时，察以身、言，就是看身形，要体貌丰伟，看表达，要言词辩证。笔试时，观其书、判，就是看书法，要楷法遒美，看判案能力，要文理优长。这四方面都合格，才能脱去白衫，穿上官服，为“释褐”。

 

　　唐朝对官吏的考核可以用“四善”“二十七最”来概括，其中“四善”专门用来指代官员品行，“二十七最”是指各级官吏的职务所具有的职业素质。但是，据史书记载，唐朝考课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很大弹性，受主持官员主观印象左右。到唐后期，考课流于形式，考词已不再反映官员表现，而是依据关系，千篇一律。

 

　　唐朝科举考试中还有一个重要制度——“糊名”制度。唐初期，科举考试中考官、考生都是公开的，考官想让谁上就谁上，应试之人走后门屡见不鲜，严重影响科举制度的公平性。为此，武则天即位后，为选拔出真正的人才，要求在选官考试中把考生名字遮起来改卷。这一制度在唐朝科举考试中并未普遍使用，直至北宋才发展起来。

 

　　第十二，《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系统叙述了唐朝兵制及其沿革变化，也记述了很多政治、军事事件。黄永年先生认为，《新唐书·兵志》议论多而条理不清，史料也不够充分。他举证，《新唐书》说“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这似乎廓清兵制演变脉络，但却与实际情况又有一定距离。后人纠谬补正，如唐长孺的《唐书兵志笺正》，对史料来源考证，纠谬。

 

　　总之，《旧唐书》的十一志集中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但也存在着错讹和重大遗漏。清朝学者赵翼肯定了“《新唐书》改订之善”，他认为：“《旧唐书》无《兵志》，则有唐一代府兵、彍骑等制于何纪载？无《选举志》，则明经、进士诸科之沿革于何稽考？列传内无‘公主’一门，则柴绍妻之佐成帝业，安乐公主之弑逆，太平公主之谋变，于何纪载？无‘奸臣’一门，则李林甫、卢杞、崔昭纬、崔缁郎（胤）、柳璨等之奸邪，于何示诫？”也就是说，《新唐书》中若无《兵志》，我们怎么知道唐朝的府兵、彍骑制度；若无《选举志》，我们怎么知道明经科、进士科的发展沿革。列传中若无“公主”一门，我们怎么知道安乐公主之弑逆，太平公主之谋变；若无“奸臣”一门，我们怎么以李林甫、卢杞、崔昭纬、崔缁郎（胤）、柳璨等奸邪为诫。

 

　　3.表

 

　　《新唐书》的表、志可谓全书最佳。《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对了解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沿革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线索。

 

　　4.列传

 

　　《新唐书》《旧唐书》各有优劣，都为150卷。《新唐书》“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宋祁在主笔《新唐书·列传》过程中，增加了不少唐后期人物，更多采用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逸史、文集、政书等资料，增加了对少数民族的记载。据说，因欧阳修与宋祁皆有排佛的倾向，于是《新唐书》没有玄奘、一行等事迹的记述，实为缺憾。

 

　　（二）新旧“唐书”列传对照举例

 

　　1.武则天是否杀太子

 

　　武则天与唐高宗育有四子两女，长子李弘立为太子，但是在24岁时病死，也有说是武则天害死的。次子李贤，在李弘死后被立为太子，也就是章怀太子，武则天以谋逆为由将其废为庶人，幽禁别所，不久又让其迁到巴州。唐睿宗即位，武则天垂帘听政，令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前往巴州检查李贤的住宅。丘神勣把李贤关闭于一室，逼令他自杀。《旧唐书》中记载，“神勣遂闭于别室，逼令自杀”。因此，郭沫若先生认为李贤之死与武则天无关。《新唐书》记载，“武后得政，诏左金吾将军丘神勣检卫贤第，迫令自杀”。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丘神勣是得到武则天的旨意杀了李贤。三子李显，在李贤被废后立为太子，在683年称帝，为中宗，但于次年被废为庐陵王，之后在705年再次称帝，于第五年被韦皇后及安乐公主毒杀。四子李旦，于684年称帝，为睿宗，因荒废朝政被武则天废黜。20多年后，被李隆基拥立再次称帝，但很快让位于李隆基，成为太上皇。长女安定思公主，据说是武则天为嫁祸王皇后亲手闷死的。二女太平公主，野心勃勃，险些成武则天第二。

 

　　2.读《李泌传》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带着太子、妃嫔及一众大臣仓皇逃出长安，在行至马嵬坡时，将士发动兵变，杀死了杨国忠和杨贵妃。之后，太子李亨与唐玄宗分道扬镳：太子李亨北上灵武，统辖朔方军准备平叛；唐玄宗进入蜀地避祸。756年，在朔方军诸将的支持下，太子李亨在灵武自行登基，是为肃宗，遥奉唐玄宗为太上皇。

 

　　唐肃宗即位后手上无人可用，想起李泌，“遣使访召”。李泌来了之后，肃宗问他平叛之策。李泌出了上下两策。《旧唐书》中就为一句话，“陈古今成败之机，甚称旨，延致卧内，动皆顾问”。而《新唐书》就记载得较为详细：派精锐朔方军将领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今石家庄西太原东），郭子仪自冯翊（今西安东北）入河东（今山西），守住山西及河北与山西交界处，则两军牵制安史叛军分据长安、河北的四将，并且放开华阴（潼关），使叛军可以将长安和河北根据地相通，为互相救援，需奔命千里，其精兵悍将不几年则疲敝不堪，而官军可以以逸待劳，互相支援，首尾夹击叛军，直捣范阳老巢，叛军主力将在河南被包歼。这是上策。那下策是什么？迅速收复两京。肃宗为正名，选择了下策，收复了洛阳、长安。

 

　　3.读《新唐书·卢杞传》

 

　　卢杞，开元宰相卢怀慎之孙、御史中丞卢奕之子，凭借祖先的功勋做官，一路做到宰相，是个奸臣，被列入《奸臣传》。卢杞死后，名臣李泌曾对卢杞做过评价。当时，唐德宗对李泌说：“卢杞清介敢言，然少学，不能广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奸而朕不觉也。”李泌回答：“陛下能觉杞之恶，安致建中祸邪？李揆和蕃，颜真卿使希烈，其害旧德多矣。又杨炎罪不至死，杞挤陷之而相关播。怀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唐朝名将郭子仪对卢杞也有过评价。当时，卢杞来拜访郭子仪。要是其他人来，郭子仪不会屏退内眷。但卢杞来访，他特意让内眷回避，而自己也穿上官服来接待他。卢杞走后，家人问及原因，郭子仪说，“杞形陋而心险，左右见之必笑。若此人得权，即吾族无类矣。”郭子仪看人眼光独到，对卢杞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即便众臣都看出来卢杞是个奸臣，怎奈唐德宗很是重视。也就是说，奸臣若是没有君主的重用，也成不了奸臣。通过史料分析，我认为，卢杞之所以得到唐德宗的重用，主要在于以下三点。第一，不结党营私。他没有内结宦官、外结藩镇，也没有与朝臣拉帮结派，就只靠着唐德宗。第二，竭力媚主。安史之乱后，国库空虚，卢杞便设立琼林、大盈两个财库，把各地藩镇进奉的羡余收入其中，供唐德宗私用。第三，从不推诿于上。卢杞不会把责任都推给唐德宗，不像宰相陆贽总给唐德宗提意见，令德宗心烦。卢杞的这些做法都深得唐德宗欢心，他也靠着德宗打压了很多大臣。当然，都要结合历史背景来看。

 

　　4.重新解读高力士

 

　　关于高力士的内容，两部“唐书”在前半段大致相同，但《新唐书》增加的后半段至关重要。第一，对立太子的态度。有段时间，唐玄宗为立储之事寝食难安。高力士看出来后对他说，“推长而立，孰敢争？”唐玄宗听后，思虑再三，决定立三皇子李亨为太子。第二，对宰相专权的看法。高力士提醒唐玄宗不能把事情都推给宰相来做，他说：“自陛下以权假宰相，法令不行，阴阳失度，天下事庸可复安？”第三，对藩镇坐大的看法。面对藩镇坐大，唐玄宗的政策仍是一味笼络，高力士提醒他说，“北兵悍且强，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祸成不可禁”。别看高力士的戏曲形象是一个丑角，但实际上，他是一个文武双全，很有才干的人。我们要通过这些历史资料重新解读他。

 

　　5.读《新唐书·李勣传》

 

　　李勣在废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后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当时，武则天闷死了自己的孩子，嫁祸王皇后，正好给了唐高宗废后的借口，但遭到朝廷重臣褚遂良、长孙无忌反对。唐高宗也因此未下决断。有一天，唐高宗密访李勣问及此事。李勣回答：“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

 

　　6.读《高仙芝传》

 

　　《旧唐书》记述了高仙芝抵抗安史叛军的过程，以及受诬陷被处死时的悲壮场面。但是，《新唐书》里这些内容都没有了，索然无味。

 

　　7.安禄山是否到长安

 

　　《新唐书》中记载，“安禄山陷京师”。据考证，当时安禄山并没有到长安，只是其部将到的长安。
 

（宁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