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让更多中国文化遗产走向世界

 

　　在世界历史上，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其实并不是太长，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开始关注自己国家、地区的那些具有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资源，在它们受到威胁的时候会举全国之力，甚至通过国际社会的合作进行拯救。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案例包括埃及努比亚遗址，因为要建设阿斯旺水库，它将会沉没于海底，为此，当时有三十多个国家进行了集体拯救行动。

 

　　一次又一次的文化遗产抢救行动，催生了一个重要理念——这些文化遗产并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独有的，而是人类共同的遗产。这一理念形成之后，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5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7年，长城、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山东泰山列入世界遗产。其中，泰山是文化和自然共同生成的文化景观双遗产。之后，庐山、青城山、峨眉山、五台山、武夷山、黄山这些名山大川全部进入世界遗产名录。1997年，山西平遥古城和云南丽江古城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引发了申遗热潮。

 

　　2004年，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召开，会议制定了一项规定，那就是无论大小，每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项文化遗产，竞争非常激烈。在此之后，中国又先后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澳门历史城区，殷墟，开平碉楼与村落，福建土楼等先后申遗成功。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一跃成为全世界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改变了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态度，也成功抢救了大量的文化遗产。比如良渚古城遗址，这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实证的地方。当我们开始进行整治的时候，它还和普通的农村环境一样，杂乱无章，遗址上遍布废品回收站、印刷厂、农田、水塔等，周边群山还在进行开山采石。但是今天，它已经成为呈现五千年文明景观的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无论是稻田景观还是水城门，奇特的文化景观都得到了展现。开园以后，每天有数以万计甚至十万的游客来参观，而且其中70-80%都是年轻人。现在，150个考古遗址公园在全国各地开始铺开，很多已经建成，比如汉阳陵、隋唐洛阳城、成都的金沙遗址、长沙的铜官窑遗址等等都已建成遗址公园对公众开放。

 

　　此外，五台山“深山藏古刹”的意境也在环境整治后呈现于世，新杭州城中“三面云山一面城”的西湖文化景观也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有机结合。正如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主张那样：“一座历史性城市要保护老城、建设新城，两者才能相映成辉。”这个理念如今正在变成现实。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后，我国在世界遗产保护工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遗产中的格局和地位。

 

　　二、讲好大运河故事，感受大运河的生生不息

 

　　全长3000多千米的中国大运河，是水利大动脉，也是沿线人民的“乡愁”。我最早关注大运河是在南水北调工程启动的时候。2003年，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工程同时开工，涉及沿线众多文物古迹，为了在工程开工之前做好古建筑、古遗址的保护工作，我们组织开展了南水北调沿线文物资源调查。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大运河文化遗产特别丰富，直接涉及800多处地上地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当年，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撰写了《关于在南水北调工程中要注重文物保护的建议案》，提出要注重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4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与我联名提交了提案，引起全国政协的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所以，讲好中国故事是每一次申遗成功的重要抓手。那么围绕大运河，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今天，成功申遗的大运河跨越了8个省、直辖市，包括北京段、天津段、河北段、河南段、山东段、江苏段、安徽段、浙江段。那么，在长期考察大运河、理解大运河的文化遗产资源的过程中，我把大运河需要保护的景观分成了十六类。

 

　　第一，是人与自然共同形成的景观。不但要保护文化景观，而且要保护大运河沿线独特的自然景观。第二，是沿线千百年来遗留下的历史景观，比如隋炀帝的陵墓等。第三，是沿线的建筑景观，特别是和大运河文化相关的建筑景观。第四，是沿线的工程景观。无论是600年前的戴村坝，还是当代淮安大运河新建造的立交枢纽，我们都应该保护。第五，是沿线的运输景观。今天的大运河，特别江南运河仍是繁忙的运输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六，是沿线的河道景观。运河沿线的城市都是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运河的河道与沿线百姓的生产生活是不可分割的。要保护好河道景观，便不能填河、不能把它随便地迁改。第七，是沿线的历史街区景观。不同的城市留下不同的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必须要保留实实在在的历史街区，才能够名副其实。第八，沿线的园林景观。因为运河有水，所以沿线构成了很多非常美丽的园林。第九，是沿线的宗教景观。第十，是沿线的商业景观。运河沿线各个城市有很多的中华老字号，这些商业景观与运河的商贸、运河的运输是不可分割的。第十一，是沿线的民居景观。跨越8个省、直辖市的运河，沿线民居各具特色。我们要保护好传统乡土建筑民居的景观。第十二，是沿线的民俗景观，传统风俗文化艺术的景观。第十三，是沿线人们独特的生活景观。不同地区人们的生存智慧、生活习俗需要得到保护。第十四，是沿线的生产景观。运河沿线的生产与运河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包括生产的特色景观。第十五，是沿线的艺术景观，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第十六，是沿线各具特色的城镇景观。保护好这些景观，我们才能使城市不“千城一面”。

 

　　那么，过去所说的文物保护和今天强调的文化遗产保护究竟有什么不同？通过大运河申遗，我认为至少有六点是不同的。第一，过去文物保护强调文化要素的保护。今天通过大运河保护，我们知道不但要保护文化要素，还要保护人与自然共同形成的自然要素，所以文化要素和自然要素是不可分割的。

 

　　第二，过去文物保护往往保护的是静态的古遗址，如古墓葬、石窟寺、万里长城等。它们其实都失去了最初的功能，今天是被研究、被观赏的对象。但是通过大运河保护，我们知道还要保护那些动态的、人们居住的历史街区。虽然人们还居住其中，但是他们是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第三，过去文物保护强调保护古代的文物。其实，文物越是当代的，就消失得越快。我们今天要注重历史链条不能断裂，同时要保护好当代的遗产。通过大运河保护，我们知道大运河是连续的、不可分割的、今天还在发挥功能的河流。那么，对于今天仍然对水利做出卓越贡献的一些工程，我们要从诞生起就把它们保护起来。

 

　　第四，过去文物保护是从保护一座古建筑扩大到古建筑群，扩大到历史城镇，扩大到历史名城，由“点”到“面”。但是通过大运河保护，我们知道不但要保护这些“点”和“面”，还要保护“线”，保护商品贸易文化交流的廊道——这些线性文化遗产。

 

　　第五，过去文物保护保护的是那些寺庙建筑、宫殿建筑、纪念性建筑。通过大运河保护，我们知道还要保护人们日常的乡土建筑、传统民居、工业遗产、老字号等。它们虽然普通，却寄托着运河沿线人们的“乡愁”，应该同时得到保护。

 

　　第六，过去文物保护只保护物质要素。今天，我们知道文化遗产保护还包括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是不可分割的，应该同时整体保护。

 

　　所以，通过大运河的保护，我们学习了太多。通过对文化遗产认知的不断更新、深化，我们从大运河起步，从文物保护的时代走向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

 

　　三、文化遗产保护背后的故事

 

　　首先，文化遗产到底是保护重要还是利用重要？长期以来，相关部门一直在探讨。而现在，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保护、利用都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传承，是把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完整、真实地传给子孙后代。其次，谁来保护？过去，政府部门保护文化遗产责无旁贷，文物部门更是保护的主体，但如今，文化遗产已经进入千家万户，人们居住的社区、住所都可能是保护的对象和内容，由此带来文化遗产保护主体方面的很大变化。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不再是政府的专利，更不是文物部门的专利，而是亿万民众都需要共同努力的保护的对象。每个人都有文化遗产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要把更多的权利交给民众，就要深化民众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解和认知。我们今天强调的文化遗产保护，要更加注重世代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

 

　　长期以来，我们考古界在某地发现了文物，考古学家三年五载、披星戴月，把发现的珍贵文物送回考古研究所；如果在村庄附近发现了地下埋藏，就会用彩条布把它围起来，有珍贵文物出土就会申请武警站岗值守。等到几年的考古研究结束后，恢复地坪、撤掉岗哨，把地还给村庄、给予补偿费，考古人员就走了，认为工作圆满了。但是今天，我们就不能再这么做了，一定要和这个村庄的民众讲好，我们在这里发掘出了什么灿烂的文化，出土了什么珍贵文物，和你们的村庄在地缘、法缘、亲缘上有什么关系。如此这样，他们对家乡故土会感到骄傲，也会更关注这个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

 

　　我举一个例子：2003年1月19日，陕西宝鸡眉县杨家村的5位农民在村北生产劳动，取土的时候，一镐头下去，刨出了一个大洞，向里探看，洞内似乎是一些青铜器文物。几位农民就此停工，讨论怎么办。大家觉得，这是我们祖先留下的财富，不能把它们分掉，也不能卖给那些走街串巷“淘宝贝”的贩子，应该把它们保护起来、交给国家。于是，他们保护起现场，联系考古部门，最终从这里出土了27件文物。这些文物件件都是国宝级的青铜器，每件都有铭文记载着当时在这个地区的单氏家族的历史。这样的故事感动了我们，而且它并不是孤例。

 

　　再举一个例子：2004年的8月20日，在贵州黎平县的地坪乡，一个当年还比较贫困的侗族山村。村庄有一座非常漂亮的风雨桥——地坪风雨桥。但是，一天下午下起暴雨，山洪一浪一浪从上游滚过来，风雨桥摇摇欲坠。当时，村民们去找绳子、找铁丝来捆绑这座桥，不希望它垮掉，但根本无济于事。一个巨浪打来，风雨桥轰然倒塌。就在这座桥倒塌的时刻，在场的124名侗族小伙子纷纷跃入洪水中，拼死打捞风雨桥的构件。三天三夜，从贵州一直打捞到广西，告诉沿途村庄的村民，上面漂下的木材是家乡的风雨桥，我们要把它们运回去，我们的家乡不能没有风雨桥。最后，在政府的组织下，经过十多天的时间，他们打捞上来的构件运回了地坪乡。一清理，居然28根大木构一根都没有少，73%的风雨桥的构件回到了原地，使这座桥得以重建。

 

　　媒体采访村里的老人时问，为什么在桥垮塌的时候，也没人组织，孩子们就能纷纷地跃入洪水去抢救？老人说，这就是他们的家呀！他们从小就在桥上听老人讲故事，做作业，唱侗族大歌。侗族大歌里面就一句歌词：地坪花桥传万代。所以风雨桥早已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了。风雨桥遇到什么危险，他们都会挺身而出的。这就是只有民众和他们家乡的文物建立了血肉联系以后，才能出现的奇迹。

 

　　这些感人的故事，引起我们对文化遗产的思考：文物保护重要，还是利用重要？其实，保护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目的。我们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经过我们的手，经过我们的时代，经过我们的城市，还能够真实完整地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公众参与性文化遗产不是文物保护部门的专利，不是部门行业系统的工作，而是全民的事业。应该把文化遗产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交给亿万民众，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遗产才会更安全。
 

（单霁翔：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