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中央提出建设文化强国以后，如何赓续中华文脉，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直以来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问题。那么，结合近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这一高亮话题又一次出现在大家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探讨的视野之中。今天，我们就重点探讨一下在新时代如何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数字化为手段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一直以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来看，我们能够发现一个贯通舆论宣传、思想引领、文化发展的一体式的发展过程。

 

　　为什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会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因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一直以来都是在我们党和全国的工作布局中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013年，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的首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2019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也强调“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02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首先就要理解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核心地位。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一样，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引领，也是“五位一体”思想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

 

　　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是一个历史脉络的，尤其是我们党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的主要原则、意义和工作部署方面一直以来都有着这种历史的延续。比如，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九个坚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同时，会议还提出了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15字方针，也是一直以来的核心任务使命，那就是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围绕着“九个坚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文化领域各方面的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就，处处体现在人民的生活和工作中：一是坚持思想理论指导，不断坚定全党全国人民信仰信念。比如，我们出版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理论热点面对面》等系列丛书，推出了我们经常用的“学习强国”。二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时代新人。比如，我们推动了“光盘行动”，以及树立新时代的时代榜样等。三是主流舆论氛围清朗清新、昂扬向上。比如，在建党百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以及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等重大历史节点上，我们的主流舆论都表现得特别鼓动人心。四是艺术创作持续繁荣，推出精品力作。比如，《觉醒年代》《人世间》等的反映建党历史和现实主义发展题材的影视作品不仅受到了非常多观众的欢迎，还在年轻人中形成了热议，让他们也能够去理解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了解我们党的辉煌历史；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等也都一次次实现了现场的一票难求，让我们的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能够在舞台上绽放。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果丰硕。比如，现在的博物馆热、国潮热、文创热，带来了非常多的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六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比如，通过建设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基本的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了保证。七是文化产业创新创造活力迸发，发展强劲。比如，2023年暑假档的动画片《长安三万里》引发了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八是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绘就“诗”和“远方”美好生活。比如，休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等各种各样、面对不同人群的主题旅游形式也在不断创新。九是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我国目前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一系列文化交流中心，同时也与一些知华、爱华、友华的友好国家合作建立了一些文化活动节，不断向全球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年来，我们借助冬奥会、亚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国际大型活动，很好地传播了我们的非遗文化与可亲、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文化建设成就的逐渐积累以及我们党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掌握，在关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战略性工作安排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意义和重要内涵，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由此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正式提出有其一直以来的理论上的历史脉络，同时也蕴含非常丰富的文化实践。大量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上的实践，也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下提出的一系列对于文化发展的指导性意见的正确，也与理论创新探索共通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最新成果；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全面指引，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为回答“我们在建设文化强国过程中要着力发展的方向是什么”的问题，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七个着力”：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以下关于文化发展的解读，我们将重点落在“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会议、场合对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历史意义和主要途径作出了一系列阐述，如在2018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兴文化，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2023年6月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我们具体要如何做好“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那就是要结合科技发展、重视数字技术。对于数字技术和数字文化的发展，如何促进和推动中华文脉赓续，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也指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上的讲话中指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要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一系列变化与重点工作的推进中看到一条时间脉络，那就是文化数字化的发展与我国文化强国建设的步伐是一致的。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了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并提出中华文化数据库建设、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建设、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等八项重点任务。2022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提升公共文化数字化水平，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提升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2023年2月，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大力发展网络文化，加强优质网络文化产品供给，推进文化数字化发展，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提升数字文化服务能力，打造若干综合性数字文化展示平台，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

 

　　二、数字文化发展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发展路径上，数字技术已成为非常重要的引擎。那么，为什么我们在“两创”发展中能够进行数字文化的发展，数字文化发展的基础与现状又是怎样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理解。

 

　　（一）文化领域

 

　　在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的营收数据中，从文化及相关产业细分行业看，动漫游戏、视频直播、数字出版等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43860亿元，比上年增长5.3%；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的36%。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三年中，线上的这样一些文化发展迎来了突飞猛进的时期。

 

　　总而言之，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人们消费习惯的变化、接受信息传播渠道的迁移，带有文化新业态特征，特别是数字化特征非常明显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但是对此来看，2021年的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其中数字产业化规模占数字经济的比重相比产业数字化规模占数字经济的比重而言，还是非常小的。由此可见，从文化领域来看，文化数字化相比于其他一些行业的数字化进程而言，还是比较缓慢的，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供给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数字文化发展呈现出人民群众数字文化需求“井喷式”增长与数字文化生产力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一是信息爆炸与高品质的数字文化供给短缺并存。我们现在每天都能从网络上看到大量的文化信息，如新闻传播、个人教育或休闲娱乐等。然而，人民群众在接受了大量数字文化信息之后，也期待着代表高品质文化的产出和服务的发展。二是传统文化生产体系与数字化文化生产体系壁垒难除。由于数字技术的深入和改变，数字文化的生产体系从产业链和生产环节上都对传统文化的生产体系形成冲击，甚至带来了根本性改变。三是数字文化发展日新月异与治理体系固化产生摩擦。也就是说，在数字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上，不平衡与高质量不足的问题是比较明显的。

 

　　（三）生产体系

 

　　从生产体系看，传统生产体系与新兴生产体系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平衡。2022年，北京人艺在建院70周年这一节点举办了一场“向戏剧致敬”的网络直播纪念演出。当时，全网有40多万人观看，观众们通过互联网欣赏了人艺的《茶馆》《四世同堂》等演出。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对于高品质文化的数字化传播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但是，现有的数字技术企业得不到传统文化单位释放出来的文化资源。作为传统文化单位，北京人艺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借助简单的网络直播就可以让更多人享受其文化产品。同时也要看到，北京人艺的纪念演出仍然是以线下演出为主，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进行呈现，而不是按照数字化生产方式进行的重新生产。也就是说，一方面，传统文化单位拥有文化资源，但数字化水平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尽管大量技术企业主动向文化领域靠拢，但其文化资源和内涵都显得不足，总体上的表现就是供给端的不充分和不平衡。

 

　　所有的数字化发展都离不开数据基础，一直以来，我们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域都非常注重数据的积累、保存和数字化的过程。从2010年左右，我们就开始了大量的由国家专项资金支持的文化资源数字化以及相关的储存、生产和传播工作。比如，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全国性文化资源普查数据，并建成国家文物资源数据库。我们可以通过访问这一数据库，看到登录文物的照片、全国美术馆的藏品与图片。全国各大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电影制片厂、电视剧制片公司、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大多建设了自己的媒体数据资料库，形成了我们的文化生产数据库。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数据库，关联了我国主要地理空间的基本数据，在各地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群艺馆中也储存了大量的文化数据。除了政府主导的数据库建设，民间还有大量的文化数据库，如“中国古典数字工程”收集了远古至清代的全部文献，总量近20亿字，时间跨度约6500年。该工程包括人名库、日历库、地名库、作品库以及工具库、图片库、地图库、类书藏品库等“附加库”，对政府主导的数据库形成了非常好的补充。

 

　　其中，在2011年至2014年的四年间，中央财政分三次拨款扶持中国唱片总公司对老唱片、磁带进行数字化修复和处理工作，包括20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的13万张唱片和磁带等，建成了8万首的中国歌曲库、4.5万首的中国民族器乐库、5万首的曲艺库。2013年，中央财政拨付专项资金扶持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对胶片进行数字化转化。完成9000分钟的胶片数字工作。2022年，中央新影集团“国家影像典藏工程”被列入《“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重大文化工程项目。“国家记录者”新影厂拥有的影像资料，记录了从晚清开始的各个重大历史事件，通过数字化修复和保护，成为国家影像资料库和国家文化大数据中非常重要的部分。2015年，我们启动了“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工作”。三批共征集110家试点单位，涵盖图片、音乐、视频、文献等多种类型的数字内容资源，对数字化内容进行大规模结构化整合，建立本领域的专业知识库。从2012年到2019年，我们不断推动广播电视双向的高清交互，如2012年北京歌华有线高清交互数字电视平台“电视图书馆”试验获中央财政支持。近年来，电视已成为信息接口上的非常重要的终端。

 

　　从上述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推进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是具备海量的文化数据基础的，也证明了我国文化数字化的发展并非平地起高楼。但是，文化数字化发展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比如，各文化机构、单位的数字库和数字化的文化资源多用于自建自用，使用率较低；不同类型的文化机构的数据库并没有实现打通，不同类型的文化数据没有实现关联，形成了数据孤岛；文化资源的线上化而非数字化现象较为普遍，缺少数字化转化和数字化利用的体系化。

 

　　三、数字文化发展的生动实践

 

　　通过回顾我国各领域对于文化资源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所做的基础工作，我们看到了数字文化发展的良好基础。那么，近年来，我们在数字文化发展上有哪些主要经验、做法以及任务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所明确的八项任务：一是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二是夯实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依托现有有线电视网络设施、广电5G网络和互联互通平台，形成国家文化专网。三是鼓励多元主体依托国家文化专网，共同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四是鼓励和支持各类文化机构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利用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探索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五是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大力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六是统筹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和公共文化云建设，增强公共文化数字内容的供给能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七是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在文化数据采集、加工、交易、分发、呈现等领域，培育一批新型文化企业，引领文化产业数字化建设方向。八是构建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制，强化文化数据要素市场交易监管。概括来讲，这八项任务其实就是要实现数字文化发展的“五化”。

 

　　（一）文化资源数据化

 

　　在整个数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首先就是要建立标准统一的文化资源数据库。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专门提出，要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数据的标注和关联，关联零散的文化资源数据，关联思想理论、文化文物、新闻出版、电视、广播电视、网络文化等不同领域的文化资源数据，关联文字、音频、视频等不同形态的文化资源数据，关联文化数据源和文化实体。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也就是说，原来分属于各个文化单位和机构的数据库归属依然是原来的文化主体，但通过国家文化大数据工程对每个文化资源进行统一标识，生成一个“身份码”，实现不同类型、不同形态的文化资源之间的相互关联。

 

　　要建立“中华文化数据库”，就要建立三个“库”：一是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即基于历次全国性文化资源普查的数据，包括古籍、文物、美术馆藏品、地方戏曲、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普查已经获得的数据，按照国家文化大数据标准，结构化存储于服务器，并通过国家文化专网实现共享的数据。二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即来自革命文物大数据库和博物馆大数据体系，主要是红色基因和地域文化基因；通常高精度数据采集，导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底层关联集成系统，完成数据标注、关联，并提取中华民族文化元素、符号和标识，最终形成该基因库。三是中华文化素材库，即以文化机构的资源数字化成果为原料，按照文化呈现要素可划分为字库、音库、像库、乐库、舞库、剧库等。

 

　　除了国家文化资源的数据化过程，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指引下，全国不同地方也在做自己的文化数据库工作。比如，陕西渭南在重点打造包括黄河文明、渭河文明、华山文明在内的“两河一山”文化数字记忆项目，并专门成立了10个专题数据库，包括重点文化单位保护数据库、古代书院数据库、民间传说数据库、古代诗词歌赋数据库、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数据库、历史文化名人数据库、渭南“非遗”数据库、渭南古籍目录数据库、渭南传统戏曲剧目剧本数据库、渭南红色文化资料数据库。北京开展了“北京记忆”专题文化资源数据库的建设，对关于北京文化的有记录的图书、档案、报刊、照片、口述史和城市模型等方面进行数据采集和综合保护。其中，“北京记忆”数字资源平台已经上线了22个产品，包括北京说唱艺术、北京城门、北京门墩、北京童谣、北京老行当、北京抗战、北京饮食文化等，同时也在制作包括京杭大运河北京段、《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号角等项目。

 

　　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推动的文化数字化战略，还是各地方在进行的文化数字化实践，都加深了对于文化资源的结构性储存和利用。

 

　　（二）关联数据资产化

 

　　在对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与关联之后，如何让数据发挥更大作用，使其成为可以溯源、量化、交易的资产，是我们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对此，我们要推动各级各类文化机构将文化资源数据采集等内容纳入经常性工作，强化数据关联的基础性、专业性，延展成数据检索、数据关联、数据重构的供应链、价值链。在数据资产化的过程中，我们重点依托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来建立全国文化大数据的交易平台。在其上，我们可以购买到来自于不同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出版社的已进行标注的文化资源，每一个文化资源形成的标识符也是确权交易清算和支付的通行证。同时，依托国家文化专网也保证了数据的安全。

 

　　比如，一家做家居文创产品的公司，需要在其产品中融入中国传统纹样或民族纹样，就可以在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平台上找到心仪的样式并进行购买，相关操作简单便捷。购买完成后，我们就获得了相关授权，可以进行产品设计了。如此，我们就为产品赋予了一定的文化内涵、价值和意义。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只有对数据进行资产化，才能让数据更多地服务于真实的文化创造、生产以及消费的各个环节，而相关企业也通过这一过程实现了文化资源的创新创造。

 

　　（三）数据分享平台化

 

　　我们要依托现有有线电视网络设施，探索建立国家文化专网以及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省域和区域中心，并鼓励多元主体依托国家文化专网，建立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业态的数据流通和协同治理。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文化专网的建立依托于有线电视网络，而有线电视网络也是我国的重大工程，足以证明其充足的安全性。文化数据一旦进入到国家文化专网，即可保证我们的访问，但不能在国家文化专网上进行数字文化的生产行为，这是为了确保文化数据的安全，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生产体系采用的是闭环管理。

 

　　如果我们不对文化数据进行闭环管理的话，相当一部分文化数据很容易会被篡改、误读或在二次传播过程中形成文化扭曲。所谓守正创新，首先就是要守正。我们现在的文创发展和文化数字化发展过程，最终也是要回到文化的本源上来的。我们在文化“两创”发展中，首先就要守住文化的本源及其最本质的特征和内涵，这是不容篡改的。所以，文化专网与我们一般理解的互联网是有很大不同的。

 

　　（四）创新创造智慧化

 

　　我们要如何“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那就要进行数字化和智慧化的创新创造，即以文化数据服务平台为纽带，促进文化生产机构数字化转型升级，优化文化生产方式，推动文化基因图谱化、文化数据检索便捷化、文化数据加工生产智慧化。

 

　　所谓采用数字化的智慧化的手段让文物活起来，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上海博物馆推出的吴昌硕文化基因图谱，就是基于时间序列对吴昌硕的文化作品进行分析，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呈现了吴昌硕在中国大地上的游历创作过程。通过这种数字化的“瀑布流”，我们可以生动地了解吴昌硕作品的风格和发展过程。我们可以通过对信息完整、保存较好的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进而帮助那些正在消失的文物的复原工作，比如利用数字技术对逐渐消失的碑拓进行重点关键信息的识别。现在的人工智能同样也可以被用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比如2022年人工智能对《富春山居图》其中的缺损画面进行修复。我们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对文物挖掘的碎片进行识别，比如通过人工智能对三星堆挖掘工作中出现的大量碎片进行拼接修复，更高效率地推动了文物保护的发展。

 

　　（五）消费体验场景化

 

　　除了在传统文化保护领域，数字技术还帮助我们实现了文化消费体验的场景化，尤其是大量的数字孪生技术、沉浸式交互技术都应用到文化生产和体验的领域，如全息呈现、多语言交互、高逼真、跨时空等新型体验技术，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文化新体验，提高了数字文化产品的视觉冲击力和听觉亲和力，优化了文化消费环境，扩大了文化消费规模。

 

　　目前，我们在数字文化消费方面主要依托的是主要建在社区、书店、家庭的文化体验厅，主要建在中小学校园、商业中心的文化体验馆，以及主要建在景区的文化体验园，来实现数字化的文化体验。比如，我们在网上就可以直接游览某个古镇的风貌，直接看到港珠澳大桥上的通车，或者直接“云”游大量的博物馆、景区。不能置身敦煌石窟时，我们可以在网络上看到敦煌石窟；不能去长城时，我们可以通过数字长城去了解每一段长城的历史，看到每一块砖上刻的铭文；不能来北京时，我们可以在数字中轴上以一种雨燕的视角穿越整个北京中轴线。

 

　　我们能够看到，大量的数字化、体验化的场景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让更多的人能够用一种便捷的方式去了解文化、亲近文化，甚至成为主动的文化传播者。我们的红色文化现在也在用大量的数字技术来实现文化场景体验，特别是通过AR或VR的方式看到一些红色文化的遗存、体验红色文化的历史，进而在虚拟场景中深度共鸣红色文化带给一代又一代人的那种激情，比如香山革命纪念馆推出的数字化体验等。

 

　　随着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的理解，他们也希望融入和参与到文化的场景中。现在，基于文化消费的场景具体体验的实践也是非常多的，比如南京大报恩寺打造的虚拟网络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游客一进入其中就可以有一个数字分身，形成自己的虚拟身份，并用这个虚拟身份获得可追溯的虚拟资产，还可以进行人工智能的互创，或者进行关于旅游的经历和体会的社交。藉由这种用户端与云服务的协同，以及数字孪生和基于人工智能多模态的驱动，游客通过一些可穿戴式设备，甚至是裸眼的状态，就可以立体地看到我们的文物和文化遗存。

 

　　四、数字文化发展的蓝图路线

 

　　（一）着眼文化新基建，建设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

 

　　要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首先要解决新基建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以数字化为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发展的基础。非常多的文化产业园区、文物遗产单位，正在推进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加强文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其核心是布局局域的算力网络，建立核心数据库，搭建大数据服务平台。

 

　　山西云冈石窟用了20年的时间进行数字化，已经做了大量的数字化、信息化采集工作。在采集过程中，他们在云冈石窟专门搭建了一个服务整个云冈石窟的5G局域网，加强局部算力系统，能够让游客进入云冈石窟时，可以快速地体验到数字化产品与服务。无独有偶，我们新建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从一开始就是以智慧博物馆的方式来进行建设的，比如集成了三星堆博物馆的地理信息位置系统。由此可见，进一步推进文化数字化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建设文化新基建，特别是算力网络数据库、数据服务平台或产业链等方面以及在数据标准化、文化数据安全机制上进行统筹建设。

 

　　（二）全景呈现中华文化，在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中彰显自信自强

 

　　推动中华优秀文化的“两创”发展，核心是要守正创新。守正，守的是中华文脉，守的是中华文化的独特内涵，守的是中华文化延续千年以来的一种权威的正确的不容误解的基本内涵。在整个文化数字化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的关联数据。数据关联完了之后如何去使用，也需要我们依托于现有的市场化需求来进行创新创造。

 

　　比如，南京为此打造了“文枢”和“文都时空”两个项目。南京文投集团联合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和南京出版社等单位，采用共建共享的方式，关联了超3亿级条目的南京文化资源数据，并构建了3000万文本高度时空化、关联化的专题内容关系网络。在这样一个数字化的时空里，南京的文化资源得以结构化，并通过“文都图谱”实现了应用。“文都图谱”把1800年的南京文学故事，以数字可视化方式实时生成在“文都宇宙时空”中，包括2653个文学人物、4162部文学作品、4545个文学时间、3735个文学地图，都以“金陵”为核心延展开来。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文都图谱”，专题性的文化旅游得以实现。也正是基于这样大量的文化资料和数据化信息形成的结构化发展，我们的文化旅游变得越来越生动，甚至可以按照每个游客的需求来制定专属的旅游线路推荐。

 

　　（三）拓展公共文化服务外延，提升服务效能

 

　　提升文化服务效率的重点，就是提高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文化场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普及虚拟展厅、高清直播、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文化服务。

 

　　也就是说，我们要实现的是，只要在博物馆、图书馆甚至是街头，就可以浏览这个城市的文化数字化信息，了解文化惠民信息，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活动信息。比如，我们可以在北京的主要街头打造以文化资源、文化遗产、戏曲艺术、景区景点、文博场馆、娱乐场所等为专题的数据库，进而可以把大量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融合进来，还可以结合博物馆之城建设、每年的文化惠民消费季，通过数据关联的方式及时为北京的市民或游客提供智慧化服务。

 

　　（四）创新数字文化消费场景，优化文化消费形式

 

　　我们现在数字文化体验的入口是非常多的，比如裸眼3D、MR旅行车、基于手机端的AR、可穿戴的VR设备等等。我们在一个数字化的空间里，可以通过多形态的交互来感受文化的氛围。作为数字化分身的数字人、数字艺术装置、全息数字沙盘、光影魔方、触控大屏、沉浸式剧场等，都成为我们进行沉浸式体验这一文化消费形式的重要端口。通过这一系列体验端口，结合个人家庭以及博物馆、历史街区、文旅景区、艺术展览、文化教室等公共空间，我们现在可以大量地呈现数字文化。

 

　　总而言之，我们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要着力推进中华文脉赓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到来，数字文化已经成为“关键增量”，以先进数字技术激活沉睡的文化资源，重塑文化生产传播方式，以文化数字化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文化数据要素投入和流通，是化解文化发展矛盾、形成文化创新优势、推动文化繁荣进步的重要支点，更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源源动力。
 

（刘江红：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