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村振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乡村振兴是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的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此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大力落实和推进这一战略部署。2020年，中国已经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要胜利，为世界范围内消除贫困、实现和平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当前，在如期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当前全社会共同研究的首要任务之一。乡村振兴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振兴，更应该是文化和精神上的振兴。如何依靠文化传统使乡村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也急需我们集思广益，共同探索有效之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21世纪初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正式发起的一场全球性的传统文化保护工程，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各个国家都认识到非遗对于维系群体认同，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在联合国框架之内，已经有超过90%的国家加入了非遗保护的行列中。

 

　　中国政府从21世纪初开始，已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实施了多种多样的保护措施，特别强调非遗保护对于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以及促进文旅融合和国际交流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群体提供持续认同感，而且也是群体不断创造发展的有力资源。许多事实都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为乡村社区的凝聚提供了根本性支撑，其转化和发展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条阳关大道。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社区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和政治话语反映出，中国社会对乡村有一个主导性观念，那就是乡村被视为一个有待我们自上而下努力去拯救的地方，而且乡村的文化传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往往是被低估或无视的。这一主导性观念需要我们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予以反省并加以改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对乡村主体性作用的强调，现在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但就总体而言，对相关重要意义的研究还是存在不足的，深入田野的研究和分析也相对偏少。

 

　　在高碑店，我们做过很多年的田野研究，其时间跨度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一直到近几年。我们特别想关注的是，一场体育盛会，同时也是文化、社会、政治上的盛会，是如何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进而影响民俗变迁的。从那以后，高碑店就成为我们观察民俗文化，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人们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的窗口。我们还在高碑店的通惠河边开展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田野调查，其核心目的是通过把高碑店视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社区，来探讨驱动其开发、重构非遗，实现乡村振兴的动机、策略、方法，以及参与到振兴过程中的那些能动性的个人都有谁，最终揭示实现振兴的乡村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此外，我们还要重点理解一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社区的概念。很多人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被列入各级名录的项目。实际上，非遗应该包括两类：一类是认知遗产，也就是在各类当代遗产认定标准框架下被各种权威认定的遗产，如世界遗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类是本质遗产，也就是未被列入名录的自身具有历史或艺术内在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理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既包括列入名录的认知遗产，也包括没有被列入名录的本质遗产。在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社区（community）是一个关键词，指的是那些直接或间接参与某一个或某一系列非遗项目的施行、传承，并认同该非遗项目是其文化遗产的人。由此可见，社区（community）的规模可大可小，具有非固定性和非均质性的特点，指的就是非遗项目保护和传承的主体。高碑店村人因为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某一个或某一系列非遗项目的施行、传承，并认同该非遗项目是其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构成了一个传承和开发非遗的社区。这个社区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也就是说除了高碑店村人外，住在村里并参与非遗保护和开发实践的外地人也被作为该社区的一个部分，同时村子的非遗开发也不是孤零零的，与国家的、北京市的以及朝阳区的相关非遗实践之间都存在着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

 

　　三、高碑店村的变迁

 

　　高碑店属于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在东长安街的延长线上，距天安门8公里，村域面积2.7平方公里。一出高碑店地铁，我们就一眼看见波光粼粼的通惠河，以及在村口高高树立的石雕、石牌，上面就写着全国绿色小康村、北京最美乡村。高碑店的确有很多荣誉，还被评为中国东部小康建设十佳村。

 

　　据研究，高碑店村在辽代时就已经有了，在历史上曾经有不同的名字，如郊亭村或高米店等，是通惠河边的一个漕运码头。通惠河是大运河上的一个重要河道，是南粮北运的重要码头。古人把南来的货物运到这里集散，而后从这里运到北京城，所以自元代以来就是商贾云集、非常繁华的货物集散地。从1949年到1976年，高碑店村也和全国很多其他农业生产村一样，先后成立了合作社。高碑店村的农业是比较发达的，分为大田和园田，大田种植小麦、玉米、稻子，园田种植蔬菜，后期主要以园田为主，还种植过葡萄。因为靠近通惠河，高碑店村的一些生计方式也和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卖小金鱼等。上世纪50年代，高碑店公社还获得过周恩来总理颁发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称号，在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中有着非常突出的成绩。但是，上世纪80年代后，受城市化影响，高碑店村变成了一个“三无村”，面临着很大的困境与挑战，如在1983年后受一些大型公共工程影响，村子的耕地逐渐消失。

 

　　四、高碑店的非遗开发与乡村振兴

 

　　当面临这样一个巨大困境的时候，高碑店村社区内部的一种强大的求生存、求改变的内驱力被激发出来，成为其积极寻求发展之路的根本动机，那就是我们要摆脱这一现实困境，寻求一种新的生计方式。于是，高碑店开始了一条探索生存和振兴的道路。

 

　　这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高碑店村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资源。我们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高跷、腰鼓、威风锣鼓以及传统节日、饮食习俗等都纷纷得到复兴或新建，成为高碑店人塑造地方性、发展国际民俗旅游的主要手段。对此，高碑店人提出了文化兴村的策略，即通过文化来振兴农村，依靠传统文化塑造地方特色、开发特色文化产业。高碑店虽然没有农业、工业，但是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所以村委会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要通过文化兴村走出一条重新振兴的道路。于是，他们开始落实这样一个策略，一开始做的是古典家具一条街，还是非常有名的。其实，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们的实践与古人利用商贾云集的特点、利用通惠河这样一条运输枢纽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后来，他们又启动了国际民俗旅游项目，还引进了科举匾额博物馆以及华声天桥等文化产业，为村里注入一些新的文化活力。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村里有了很多的乡村民俗旅游接待户，宣传标语是千年古村高碑店是老北京民俗文化的窗口。他们非常注重运用民俗文化，使自己的村子成为展示老北京民俗文化的重要窗口，后来又修了民俗文化街。

 

　　高碑店人重点利用的资源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民间艺术表演，如高跷。高跷是高碑店人的骄傲，很多高碑店人一说起高跷就是“头一份”“我们的高跷”，可见高跷作为非遗为高碑店人提供了持续性的文化认同感。据考，高碑店的高跷源于光绪年间，在历史上经过了数次起落：第一次衰落是1966年到1978年，一直到1979年才重新恢复；第二次衰落是1992年到2002年，而后在2003年重振。高碑店村决定文化兴村以后，高跷就成为高碑店人重新寻求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从2003年开始，村里的传统文化开始全面复兴，高跷队也重新凝聚起来，再一次开始表演。后来，高碑店的高跷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除了高跷之外，高碑店还有很多其他非遗资源，这些当地的本质遗产有着丰富多彩的表演形态，如小车会、秧歌、腰鼓、威风锣鼓等。

 

　　第二类是传统节日。传统节日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是一个很重要的集中展示传统文化的契机，其中主要是端午节和中元节。由于高碑店村靠近运河，春节倒不见得是村里最重要的节日，因为很多高碑店人那时在外面做生意，可能不见得能够回到村里，而高碑店人反倒特别注重端午节，相关的仪式、活动也非常多。于是，端午节成为在文化兴村策略中被特别重视的传统节日。村民们在端午节那天会举办包粽子比赛，评比哪一组包得快，以及表演威风锣鼓、举办端午知识竞赛等，这一系列活动藉由新闻媒体的关注得以传播出去。我们知道，传统上中元节有“七月半放河灯”的说法，高碑店靠近运河，沿河的习俗也是比较丰富的。放河灯，追念自己的祖先，是高碑店村过去的习俗，后来慢慢停止了。直到2005年，村委会重新疏通淤塞的河道，让河水变得清澈，恢复了通惠河的灌渠。然后在灌渠上，中元节放河灯的习俗也得以恢复，人们也会站到桥头上观看河灯。

 

　　第三类是饮食民俗。饮食民俗在高碑店的国际民俗旅游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面向的是外国游客，他们来到高碑店体验老北京人的日常生活，高碑店通过这样的方式展示我们北方农村的风土民情。所以，国际民俗旅游是非常注重饮食民俗的，高碑店也积极利用这些资源，展示北方的饮食民俗，如拉面、饺子等，同时注重互动性与参与感，很受外国游客喜欢。

 

　　五、高碑店非遗开发的方法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高碑店非遗开发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复兴传统、挪用传统、新建传统。其中，复兴传统指的是对旧有传统的恢复，挪用传统指的是把其他地方的传统或文化事项挪用过来，新建传统指的是对传统的革新、新建，有的时候这三种方法会被交融使用。

 

　　复兴传统的典型案例是高跷。高碑店的高跷非常有名，因为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高碑店村的传统一脉相承，所以在文化兴村战略中被快速恢复起来。高碑店村的高跷发展也包含挪用传统的方法。原来的高跷表演实际上并没有京剧的元素，但是近些年来为了让表演变得更有观赏性，高碑店的高跷队表演借用了大量的京剧元素，包括服装、角色以及化妆方式等。我们能够看到，高碑店的高跷表演有很多精致的地方，完全不是粗糙的展示，所以高碑店高跷队多次夺得了北京市的民间表演艺术大奖。同样属于挪用传统的还有威风锣鼓。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威风锣鼓的表演，而早期高碑店则以秧歌、腰鼓的表演为主，近几年开始在展演中集中展示威风锣鼓就是对其他地方的一些相关文化传统的挪用，用来丰富高碑店村自身的文化表演形式。高碑店的高跷也有新建传统的内容，主要是创设新的表演形式或新的表演内容，如高跷表演原来是没有女性表演者的，但是现在我们在高碑店就能看见很多女孩参加小高跷的培训，她们都已经出国表演了。

 

　　由此，我们能够看到，高碑店的传统其实不是固定不变的，在高碑店村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往往是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的需求发生很大变化的。高碑店人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趣味，如果完全故步自封，表演艺术就活不了，所以一定是要跟着这个时代去变化的。我们可以从这一说法中看到表演艺术的可持续发展与复兴，人们不断赋予表演艺术新的时代活力。所谓原生、原滋原味，不是让它保持不变。我们从非遗传承人那里能够看到，他们在积极地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生活本身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

 

　　六、社区参与推动乡村的非遗开发

 

　　谁推动了乡村的非遗开发？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非常重视乡村的主体性，也就是在非遗开发过程中发挥能动性的每个人。这些乡村里的人不是等待我们去拯救的，而是自己充满了创造性和能动性的。所以，我们要回答的就是，哪种力量在推动乡村振兴以及其中的非遗开发，而社区又是如何参与这一过程的。

 

　　从上述高碑店的个案中，我们能够发现，非遗开发和乡村振兴的背后实际上有着多元的主体在其中发挥着推动的作用，其中起主导和决策作用的是从早期确定文化兴村战略到推进战略具体落实的村委会，在重新修好灌渠、让村里的环境变得更加干净整洁、把全村村民都动员起来参与非遗开发等工作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高碑店的村民既是非遗的传承者与实践者，同时也是促成非遗开发和乡村振兴的根本性、基础性的力量。在采访与调查中，我们既看到了这些普通的高碑店村民们是如何积极参与到一系列活动当中来的，也见证了这些关键性的力量。高碑店人说，他们都对这个村子的集体事务非常热心，村子里的喇叭一响，通知村子里要干什么，他们就会立刻去参加村子的集体活动。在高碑店村重新振兴的过程当中，热心的高碑店人在对高跷等表演艺术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使它们变得更好、更具有表演性和观赏性的过程中，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高碑店人表现出来的这种对文化的强大向心力，以及对于通过文化振兴乡村的强大热情和责任感。

 

　　在采访中，一个高碑店舞蹈队的成员为我们讲述了很多高碑店村文化兴村的故事，比如舞蹈队怎样学习新疆舞、高碑店人包粽子和放河灯的活动等，比如他们怎么样去做河灯、怎么样做跳舞的服装。其中的很多细节都让我们特别感动，也让我们深感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在高碑店的非遗开发和乡村振兴过程当中发挥了怎样的重要作用，就像这个舞蹈队的成员说的一样，他们没少为高碑店村出力，他们都是无私的，因为“我们是高碑店人”。我们都觉得，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凝聚力，正是因为有这么多人参与到这一过程当中，才使得高碑店村的文化兴村策略能够取得成功。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于非遗开发与乡村振兴的结论，那就是以社区来驱动的非遗开发和乡村振兴是一个根本性的发展模式。其中，以社区为驱动指的是以社区内部力量为主体的非遗开发和乡村振兴的新模式。这一模式注重的是四个方面的维度：一是社区驱动的内在发展动机；二是以社区自身的文化传统作为基础；三是在非遗保护和开发的过程当中，要有社区参与；四是社区从非遗保护和开发中受益。

 

　　高碑店村的振兴历程，为以社区来驱动的非遗开发和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也就是说，高碑店村在实施非遗开发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其动力正来自社区内部要解决自己在城市化过程当中所遭遇的生存困境的现实需求；其所依赖的非遗资源正来自社区原有的习俗，并以此为基础不断进行拓展和创新，通过复兴、挪用和新建的方法最终重振了当地的非遗传统。此外，村委会成员和普通村民构成了这样一种非遗社区，他们共同参与并协力完成了开发和振兴的过程。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乡村的重振，高碑店村从一个“三无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村，村民们也从非遗开发和乡村振兴的结果当中受益。因此可以说，高碑店村是一个绝佳的案例，证明了它所代表的这一以社区来驱动的非遗开发和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的价值，是完全可以在当下流行起来的，进而成为对把乡村视为一个有待拯救的被动的地方这样一种观念的有力修正，并且对于我们现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总而言之，我们想要倡导的是这样一种理念，那就是只有充分尊重并认识到乡村本身所具有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乡村的振兴与可持续发展。
 

（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