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诞生了著名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可是，中国加入这一公约的时间却比较晚。1984年，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在美国访学中了解到这一公约。1985年，他邀请几位学者一起提交了一份全国政协提案，建议中国加入，并得到政府高度重视。同年，中国加入公约，成为缔约国。1987年，中国有了第一批世界遗产，包括长城、周口店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以及泰山。虽然只有六项，但对于文物保护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比如，长城。过去，我们对长城是分段保护。1961年，我们把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八达岭等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后每隔几年在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又陆续列入一些点、段，始终没有把万里长城作为整体项目来保护。而世界遗产强调完整性，中国政府把长城作为一个整体项目进行申报并获得成功，就把跨越15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历朝历代的长城都纳入了保护范围。

 

　　再比如，泰山。过去对泰山的保护主要是摩崖石刻，今天我们发现这些摩崖石刻上的内容，跟整个泰山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于是，中国政府把整个泰山作为一个项目申报世界遗产并获得成功。而这改变了世界遗产的内涵，过去世界遗产只有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类，泰山加入后出现了第三类——文化和自然双遗产。从这以后，中国庐山、青城山、峨眉山、五台山、武夷山、嵩山、黄山等名山大川，就成为世界遗产。这改变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格局，也改变了传统文物保护的理念。

 

　　之后，很多城市加入了申遗的行列。特别是1997年两个在世界上并不著名的小城——山西平遥和云南丽江申遗成功之后，引发了各地方的申遗热潮，“排着队”等申遗的世界遗产项目预备名单长达70多项。如果一年申遗成功两三个项目，也要二十年才能完成，更何况还有新项目源源不断进入。为此，我们不断与国际组织沟通。2008年，邀请世界遗产领域最重要的三个机构的负责人，世界遗产中心主任班德林、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任佩萨特、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罗马中心）主任布什纳迪一起商议。

 

　　每年中国只有一个名额进入世界遗产。2004年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2006年殷墟、2007年开平碉楼与村落、2008年福建土楼、2009年五台山、2010年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2012年元上都遗址、2013年哈尼梯田、2014年大运河和丝绸之路（中、哈、吉3国共同申报）、2015年土司遗址、2016年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2017年鼓浪屿，先后成功申遗。但是，泉州在2018年第一次申遗失败，在2021年第二次申遗才获成功，占用两个名额。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后，中国一跃成为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保护了大量文化遗产资源，转变了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一、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

 

　　最初关注大运河是因为南水北调工程。面对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工程全面开工，为了保护工程范围内地上地下的文物遗址，2004年3月，我提交了一份关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亟待加强的全国政协提案，并受到全国政协的重视。随后，我们启动了大运河保护行动，考察南水北调工程沿线文化遗产资源现状，开展地上古建筑保护、地下文物遗址发掘，经过三年努力，取得显著成效。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呼吁对大运河要全线保护，推进京杭大运河的保护与申遗工作。2006年，京杭大运河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此开启了国家保护大运河的整体行动。在与多位专家学者实地考察之后，2007年3月，我联合文化界、建筑界等方面的专家，牵头写了一份关于推进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全国政协提案，并受到高度重视。

 

　　2008年，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启动。但是，申报世界遗产，仅有京杭大运河还不够，还要把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加进去。这样，就形成了由起于北京止于杭州的京杭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的浙东运河组成的大运河。同时，也形成了从陆上丝绸之路到大运河再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廊道。

 

　　随后，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启动，并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到2009年6月底前，完成地级市大运河遗产第一阶段保护规划编制工作；第二阶段，到2009年12月底前，完成各省、直辖市大运河遗产第二阶段保护规划汇总工作；第三阶段，到2010年12月底前，力争完成大运河总体保护规划编制工作。经过几年努力，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

 

　　在大运河申遗过程中，我们对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路日渐清晰。我总结归纳了十六类大运河沿线需要保护的景观特色，包括自然景观、历史景观、建筑景观、工程景观、运输景观、河道景观、街区景观、园林景观、宗教景观、商业景观、民居景观、民俗景观、生活景观、生产景观、艺术景观、城镇景观。而这意味着大运河保护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

 

　　那么，过去文物保护与今天文化遗产保护有何不同？主要在于六个方面。第一，过去文物保护只保护文化要素，今天文化遗产保护不仅保护文化要素，还保护文化与自然共同形成的自然要素。

 

　　第二，过去文物保护往往保护的是静态的遗址墓葬，它们都失去了最初的功能，在今天只是用来研究和观赏。今天文化遗产保护往往保护的是活态的文化遗存，如人们居住的街区、村寨。

 

　　第三，过去文物保护强调古代的文物保护，年代越久远就好，而对于近现代的则加以限制。今天文化遗产保护强调历史链条不断裂，更注重的是当代文化遗产保护，比如，把一些大型水利枢纽，作为大运河延续的一部分加以保护。

 

　　第四，过去文物保护从保护一座古建筑到保护一个古建筑群再到保护一个历史街区、城镇，由点及面。今天文化遗产保护强调文化廊道、线性遗产的保护，比如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也纳入保护。

 

　　第五，过去文物保护往往保护的是宫殿、寺庙等古建筑，今天文化遗产保护往往保护的是传统民居、老字号等。它们虽普通，但寄托着人们的乡愁，应加以保护。

 

　　第六，过去文物保护只保护物质要素，今天文化遗产保护不仅保护物质要素，还保护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不可分割，应同时整体保护。

 

　　由此，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来看，大运河保护的实质就是保护沿线居民的人居环境、生态环境，以及千百年来对家乡的眷恋。

 

　　北京是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曾有着繁忙的码头和仓库。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都变成了遗址遗迹。如今，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推动下，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比如，修建了通州运河公园，修缮了什刹海及周边古建筑，保留了什刹海周边的老字号等。这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重要的一笔，也是世界遗产保护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故宫文化遗产保护

 

　　我写了一本书，名为《大运河漂来紫禁城》，主要讲的是大运河和紫禁城的文化遗产保护。那么，紫禁城要保护什么？怎么保护？

 

　　北京中轴线，是北京老城的“脊梁”和“灵魂”。多年来，北京中轴线的城市景观带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今天重新审视中轴线上的古建筑群基本还完整，42处古建筑保留下了38处，正阳桥还在考古发掘，中轴线两侧平缓开阔的格局基本还在，中轴线统领城市景观，天际线的地位还在。2011年，我提交了一份关于推动北京传统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全国政协提案。随着“北京中轴线”被推荐作为我国2024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申遗工作进入“快车道”，一系列工作有序推进。

 

　　北京中轴线最大的一处古建筑莫过于昔日的紫禁城、今天的故宫博物院。我有幸参与了故宫的一些治理与保护工作。

 

　　1994-1997年，我在北京市文物局当局长。当时，故宫周边52米宽的筒子河与城墙之间的狭长地带，挤进了400多户居民、20多家单位，有465条排污管道伸入河中，每天有大量污水直接排入河内，垃圾都堆在了水面上。为了治理故宫周边环境，我们当时提出了要“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21世纪”，然后通过污水截流、单位居民搬迁等举措，终于在21世纪到来前，把筒子河变得碧波荡漾。

 

　　2001-2002年，我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当主任。当时，在筹办2008年奥运会过程中，北京在老城保护方面做了两项重要决定：一个是把可能产生大体量建筑物、大规模建筑群的项目，尽量移到远离老城的位置，比如在西四环外规划建设中关村西区，在北四环外规划建设鸟巢、水立方等；另一个是在北京中轴线两侧划定世界遗产缓冲区，建设空置地带，最初把原本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扩大到33片，这样南锣鼓巷、北锣鼓巷、大栅栏这些地区，就像一个绿色的屏障，把中轴线的景观保护起来了。

 

　　2012年，我来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我知道这里是世界最大规模、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也是全世界收藏中国文物藏品最丰富的一座宝库，这里还是全世界观众来访量最多的一座博物馆。我自小生活在北京，熟悉北京的四合院，但万万没想到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岗位是到世界最大的“四合院”来“看门”。但成为故宫的工作人员才知道，这份工作并不容易。当时，故宫的大部分区域没有开放、大量文物藏品未能展示，大批量游客仅是“到此一游”。我望着人们离去的背影真的很伤心，他们可能再也不会来故宫了。这次难得的文化之旅究竟能获得什么？故宫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又贡献了什么？我们必须要转变观念，扩大故宫的开放区域，丰富人们的文化体验。

 

　　第一，故宫门前广场环境整治。一是整治端门广场环境。当时，端门广场上有很多小商品摊位，街边还有一些无证小贩，给游客游览带来不便。对此，我们对端门广场环境进行整治，用清新、庄重的环境氛围，迎接八方游客。

 

　　二是解决买票难的问题。当时，购票窗口少、购票方式落后，游客排队购票时间长、平均在半个小时以上，而且购票后还要经过验票、安检、存包，才能进去，游客体验普遍不好。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收回了端门广场管理权，撤掉与故宫不相关的展览，在腾出的空地上增设了售票窗口，实现现场3分钟购票，同时还开通了线上购票，解决了买票难的问题。

 

　　三是解决进门难的问题。过去，游客买票后通常从午门进，而且只能走两边的小门，不能走中间的大门。那中间的门谁能走？贵宾车队。这样，午门两边的小门总是排着长长的队，而中间的门是空的。为了提升游客体验，我们做了改进，规定机动车不能开进午门，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从那以后，午门的三个门大开，游客再也不需要排队了。

 

　　四是解决验票、安检难的问题。过去，游客在午门门洞前排队验票，之后顺着栏杆进入门洞过安检机，人多拥挤、时间长。为此，我们拆除栏杆和安检机，但安检还是需要的，所以在午门广场两侧设置了十几个安检通道，游客就能顺畅进入故宫了。

 

　　总的来说，这样简简单单的四个动作，大大改善端门、午门广场环境，同时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门前秩序和服务质量，使游客可以心情舒畅的参观故宫。

 

　　第二，故宫三年环境整治。为了扩大故宫的开放区域，我们开启了三年环境整治工作，包括室内十项内容、室外十二项内容。

 

　　一是室内环境清理。主要有：

 

　　散落文物清理。各式各样的文物曾散落在故宫的各个房间，我们把它们清理、修复，存入地下库房。

 

　　门窗文物清理。卸下的大量门窗曾堆在房间里、堵在通道上，我们将其修复后陈列在古建筑馆里。

 

　　箱柜文物清理。故宫近200个房间里曾堆放了很多空箱子、空柜子，它们也是文物，也带有历史信息，也需要保护。为此，我们在海淀区西北旺镇的故宫博物院北院区建了三个大型箱子库房，用来存放这些箱柜。

 

　　织绣文物清理。对于一些古人用过的被子、褥子、门帘等，我们进行了熏蒸、除菌、织补处理，并组建织绣部门，将这些保管起来。

 

　　展览柜具清理。过去搞完展览，就把展具、展柜、模特往空房子里一放，便不再过问了，导致大量杂物堆积。如今，我们对这些也逐一做了清理。

 

　　闲置物品清理。过去用过的椅子、桌子、运动器材等，属于国有资产，现在也没用了，我们就在有关部门整体办了手续，将这些也处理了。

 

　　杂物垃圾清理。我们用了五个月时间走完故宫9371间房子，记录每个房间情况，制定相关目标。比如，坤宁宫旁有一个小佛堂，曾被放了一堆杂物，我们对其进行了清理，并开放了这部分区域。

 

　　就这样，经过三年环境整治，我们终于使故宫9371间房子都干干净净了。

 

　　二是室外环境清理。主要有：

 

　　地面杂草清理。过去故宫很多未开放区域都杂草丛生。比如，我第一次进天穹宝殿（初名玄穹宝殿）时，殿前就杂草没膝，现在已经被我们收拾干净了。

 

　　屋顶杂草清理。其实，最不该长草的地方就是古建筑的屋顶。这些杂草扎根瓦拱，使其松动，导致雨水渗入，建筑梁架糟朽。所以，我们对杂草宣战，用了两年时间，把屋顶上的瓦一片片揭开、草根一个个取出来，再把瓦还原、缝封严，让故宫1200多栋古建筑上没有一根杂草。

 

　　市政管线清理。故宫里曾有很多市政管道，盘根错节、跑冒滴漏、极不美观。当时，上百条上下水管盘踞在内金水河上，热力管道无情穿越一处处红墙。面对这一难题，我们下大力气推进基础设施改造，在远离古建筑的地方，用盾构的方式开发地下八米到十四米的空间，把17种管线全部引入地下。

 

　　临时建筑清理——彩钢房。几十年来，故宫积累了135栋临时建筑，其中最危险的就是彩钢房。这种彩钢房到处都是，特点是短期内就可建好，缺点是不阻燃，一旦着火会迅速燃烧。所以，我们下决心清理，先后拆除了宣教部、资信部、行政处、基建处、预算办等使用的临时彩钢房。到2017年全部拆除完毕，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将是完整的古建原貌。

 

　　西河沿区域环境整治。西河沿的城墙边是木材存放与加工的地方，之前十分脏乱。如今，我们对这一区域进行了环境整治，并在这里建了文物医院。

 

　　南大库区域环境整治。这一区域曾是建材堆放与加工的地方，环境脏乱且危险，我们对此进行了环境整治，并将这里改建为家具馆，对外开放。

 

　　内务府区域环境整治。这一区域曾是堆放建筑材料、建筑垃圾等的地方，非常脏乱。现在，我们清理了这个地方，并在地上恢复内务府景观，在地下建设库房。

 

　　临时建筑清理——南三所。这里曾是太子居所。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但长期被花房遮挡，难见真颜。于是，我们在海淀区建了古典花卉养殖中心，之后拆除了故宫花房，南三所才得露真颜。

 

　　经过一处处的环境整治，故宫的面貌迅速改变。我们曾喊出一个口号：“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在2020年故宫建成六百年时，里面只有古建筑，没有任何影响安全、影响环境的现代建筑。我们没有食言，我们做到了。

 

　　第三，故宫整体维修保护工程。为了扩大故宫的开放区域，我们还要修缮古建筑。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郑欣淼先生，自2002年上任，便启动了故宫整体维修保护工程，计划到2020年修缮1200栋古建筑，使这些古建筑保持健康、稳定的状态。比如，我们修缮了武英殿，使其成为今天的陶瓷馆；修缮了慈宁宫，使其成为今天的雕塑馆。郑欣淼先生在任期间，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让13家外单位迁出故宫。

 

　　我们纠正了很多遗憾。比如，毁于大火的建福宫花园和中正殿。我们复建了曾是紫禁城四大花园之一的建福宫花园，将其打造成故宫重要的文化活动场所。同时，复建了中正殿，使其成为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的陈列展厅。

 

　　我们还收回了那些被不合理占用的空间，比如大高玄殿。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直到2014年才收回大高玄殿。当时，大高玄殿一片狼藉，到处都是违建。我们进行了四个月的清理和修缮，之后才让大高玄殿向公众开放。在修缮开始前，我们搞了一个开工仪式，当天下着雨，故宫博物院第四任院长张忠培先生讲话时，第五任院长郑欣淼先生打伞，郑欣淼先生讲话时，第六任院长单霁翔打伞。这体现了前仆后继。

 

　　第四，故宫文物修复。为了扩大故宫的开放区域，我们还要修复文物。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影响很大。上映第二年，就有数以万计应届毕业生要来故宫修文物。我就跟同学们说，你们真的了解这项工作吗？要有思想准备，这是终其一生，默默无闻的工作。我们讲的是工匠精神，比如，书画装裱专家单嘉玖，青铜修复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有亮等，他们一生修复了很多国宝级文物，基本都到了退休年龄，早已是正教授，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守在岗位上。纪录片中介绍的钟表修复室专家王津，还因此片获得了休斯敦国际电影节“杰出贡献白金奖”。这就是人们赞美的工匠精神。

 

　　今天，我们对文物的态度，不是把它修得越新越好，而是要最大限度保留它原有信息，要对它先诊断，再治疗。于是，我们成立了故宫文物医院，拿出了361米长的地上地下院舍，汇集了200名文物医生，其中一半是精于分析、检测的科学家。因为我们要对文物藏品进行全面诊断。比如，在修复一件商代青铜器前，我们要详细分析它千年来的生存状况、携带的历史信息，检测其金属成分、合金比例、有害物质等。形成诊断报告后，才能送到青铜器修复师手中。

 

　　而且，我们添置了一系列仪器设备，包括文物保护分析仪器、分子结构分析设备、热性能和物理性能设备、无损成像和测量设备、显微观察设备、元素分析设备、元素分析设备等。这些仪器设备使文物修复水平如虎添翼。比如，符望阁巨幅山水贴落，曾是符望阁内一面“墙纸”，修复前一直折叠存放，绢质糟朽，碎片化严重，我们通过先进设备和科技手段，将其精准修复，使其“起死回生”。

 

　　现在，文物医院建立了23个文物科技实验室，用来支撑数百种文物修复平台。就这样，一批批文物藏品，从库房进入文物医院，修复好后走上各个展厅，走向公众视野。

 

　　那么，故宫博物院究竟有多少件文物？第五任院长郑欣淼先生曾用七年时间进行文物清理，首次摸清故宫1807558件（套）文物的“家底”。我到任后，国家又开展了可移动文物普查，故宫文物增加了5万余件（套），现在共1862690件（套）。这些“家底”就是责任。与其他博物馆文物相比，故宫珍贵文物比例大，186万件文物中国家顶级的珍贵文物达168万件。故宫文物中有53000幅绘画、75000件书法、28000件碑帖，加起来就是156000件，这些都是无与伦比的纸质文物。故宫还收藏了16万件青铜器、32000件玉石器、367000件陶瓷、18万件织绣、42000件宗教文物。为更好研究、保护这些文物，我们成立了故宫研究院，下设26个研究所，开展了先秦铭文青铜器研究、碑帖研究、殷墟甲骨研究、清乾隆御稿研究、清宫老照片研究等。

 

　　故宫环境整治了、古建修缮了、文物修复了、藏品研究了，我们才敢扩大开放。2014年开放区域达52%，2015年达65%，2016年达76%，三年来每年增长十个百分点，到2018年突破了80%。过去很多“观众止步”的地方，今天变成了展区、展馆。比如，午门燕翅楼。过去，近40万件瓷瓶瓷罐存放在这里，而且因为不符合标准不能收入故宫。现在，这些文物移交国家博物馆收藏，腾出的2800多平方米的巨大空间就建成了漂亮的临时展厅，曾展出了来自印度、阿富汗、法国等的文物与艺术品，举办了《紫禁城与海上丝绸之路》《千里江山与历代青绿山水特展》《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等。每天少则两万、多则四万观众进入这个展区，让很多人进入故宫先看丰富多彩的展览。

 

　　2014年，我们推开了一座大门——隆宗门，意味着故宫的西部区域首次开放。这部分区域，我称为退休女性的世界，是皇帝母亲的居所，建了很多佛堂、花园。最大的宫殿慈宁宫是皇太后的寝宫，我们在这里成立了雕塑馆，设了五个雕塑展厅，展出了秦始皇兵马俑等珍贵文物。过去，这些雕塑藏品，只能存放在库房，高大的雕塑连库房都没有，只能长期在墙根下站着或躺着。如今，这些藏品陈列在雕塑馆，供人观赏。要知道，只有展示出来，文物才能真正得到保护，而保护好文物是我们的职责。

 

　　我们开放了最西边的寿康宫。住在这里时间最长的是乾隆皇帝的生母崇庆皇太后，我们就把她在这里居住时使用的家具从库房里找出来、修复，并按照原状陈列。比如，东暖阁，乾隆每天给母亲请安，来的就是这个房间，现在室内的情景与当年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开放了所有的花园——建福宫花园、宁寿宫花园、御花园、慈宁宫花园。最后开放的慈宁宫花园里有106棵古树和佛堂。

 

　　我们开放了城门和角楼。比如，东华门，过去是存放乾隆版大藏经的库房。在清理过程中，我们把这些书版一块块取下来，修护好，专门以书版展览展示出来。而后，我们把东华门建成两层的古建筑馆，展出了4200件古建筑藏品。人们登上二层，还可近距离参观古建筑上的彩绘、斗拱等。

 

　　我们开放了神武门。这是北门，也是出口，过去走进去意味着参观结束，今天走进去还会有惊喜。现在这里有一个两层的展厅，常年举办引人入胜的展览。然后，出了展厅，人们可以走在城墙上欣赏紫禁城沿线的风光，还可以进入角楼观看介绍用榫卯结构搭建三重檐七十二条脊的短片。

 

　　我们开放了端门，将其建成了数字博物馆。这里不但技术、设备先进，还把丰富的文物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再现于数字世界中。在这里，我们可以和1200栋古建筑对话，可以临摹任意一幅书法，可以欣赏任意一幅书画长卷，可以多角度观赏馆藏珍品，可以虚拟参观那些不能走进的地方等。最为震撼的是“虚拟现实剧场”，7部VR影片循环播放，带你了解一些正常参观看不到的细节和情景。

 

　　我们开放了畅音阁大戏楼。这是最古老的宫廷戏楼，但很久没有戏曲上演了。今天，我们把它修缮，作为戏曲馆对公众开放，同时上演传统戏曲节目。

 

　　我们修缮了最年轻的古建筑宝蕴楼。1914年为了筹备文物陈列所，保存从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运过来的23万件文物而修建的大型库房。现在，我们将其修缮，作为早期院史陈列馆，展示故宫建院初期那段艰苦岁月，工作人员为了保护故宫文物做出的牺牲和努力。

 

　　我们把故宫最大的建筑库房南大库，改建为家具馆，对公众开放。故宫收藏的6200件明清家具，过去存放在94间小库房里，不能通风、不能修复、不能研究、不能展示。现在，我们把这些家具修复，在家具馆组合式陈列、仓储式陈列，并按照庭院、书房、琴房等主题进行场景设计，结合多媒体技术和灯光，形成不同的文化空间，供观众近距离欣赏，徜徉其间。

 

　　随着更多的库房开放，更多文物展示出来，故宫开放的区域越来越多。比如，开放右翼门和左翼门。过去，人们参观完太和殿，只能往北走，高大的宫殿、宽阔的广场一棵树都没有。如今，我们整治了太和殿两侧环境，打开了右翼门。人们走出去，迎面就是18棵三百年树龄的大槐树，再向北就是西路新开放区域。打开左翼门，人们走出去就会看到过去骑马走的宽阔广场。

 

　　故宫博物院就是一个青少年学习的大课堂，无论是教室，还是古建筑、庭院，到处都能见到同学们参加各种教育活动的身影。比如，“爱在阳光下——2016中非儿童北京夏令营”活动。

 

　　2016年，故宫博物院举办了首届世界古代文明保护论坛“太和论坛”，并发起《太和宣言》。我跟各国代表说，“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之意，号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和谐相待、人的内心世界和谐相安，如此我们的世界才是一个和平、友好、发展的世界。

 

　　我们认真做好每一次外交接待。这些外宾到故宫，我会用故宫所呈现的中华文化来讲解。比如，故宫的红墙、黄瓦、蓝天中体现了三原色，用这三原色可以画出任何色彩，我们的世界是绚烂多彩的，不可能只有一种色彩。每个民族都有值得骄傲的历史，每个民族也都应该拥有自己向往的未来。

 

　　现在数以万计的中外观众走进故宫的时候，都会被这座世界最大规模、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所震撼，都会为我们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所做的积极不懈的努力和实实在在的贡献所感动。

 

　　2017年，我们与香港签订合作协议，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2022年，该博物馆建成向公众开放。目前，还在建设的故宫博物院北院区，将延伸和强化故宫博物院文化传承和传播职能，为故宫文物的科学保护与有效展示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

 

　　2020年12月8日，紫禁城迎来了600岁生日。这一天，我们格外激动，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经过故宫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我们真正实现了“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的愿望。
 

（单霁翔：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