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地之大，黎元为本

 

　　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古人说：‘天地之大，黎元为本。’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其后，在《求是》杂志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文章中，也引用了这段话。

 

　　“天地之大，黎元为本”，是唐太宗李世民为房玄龄所编《晋书·宣帝纪》所作《论赞》中的第一句话。“黎元”，亦作“黎玄”，即“黎民”。“黎，众也。”“黎民”就是指百姓大众。“本，干也。”指事务的基础或主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地之大无所不包，而黎民百姓才是其基础和主体，进一步引申，黎民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

 

　　唐太宗执政的23年（627—649）是我国古代封建王朝时期出现的一个政治清明、经济文化昂扬发展的繁荣时期，史称“贞观之治”。这个时期，唐太宗在经济上采取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重农安民的政策，同时在各地广设常平仓，增强国家应对自然灾害和赈济灾民的能力。这些“惠民”“保民”的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人口的繁衍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后来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贞观之治”的治世局面得以产生，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以唐太宗为代表的执政者能以民为本，将民本思想作为治国理政和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这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到唐太宗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强调“人民至上”，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提出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就特别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更是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定为五条重大原则中的第三条，成为治国理政和政策制定的依据和原则。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这一执政理念的提出和发展成熟，正是以我国政治思想传统中“以人为本”“以黎元为本”的民本思想为理论源头和思想根基的。

 

　　二、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

 

　　2021年10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古人说：‘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推动发展、安居乐业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世界各国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出自《淮南子·诠言训》。“安民”，也常写作“安人”，或作“宁民”。“安，定也。”“安民”就是使人民安定。“用，货也。”“足用”就是使财物用度充足。“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治理国家的根本，一定在于使老百姓安定；使老百姓安定的根本，在于使财物用度充足。

 

　　《淮南子》是西汉前期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撰写的一部哲学著作，以道家思想为主，杂糅阴阳、儒、墨、法等诸子百家之说，是继《吕氏春秋》以来会通百家的又一部杂学著作。自《汉书·艺文志》以来，历代目录书志都将其归入“子部·杂家类”。《淮南子》编著之时，正是文、景二帝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朝廷上下“好黄帝、老子言”“读《黄帝》《老子》，尊其术”的时代。所以，总体上主张“淡薄无为，蹈虚守静”是《淮南子》的立说之本。但正是由于其学说杂糅了各家之说，所以先秦民本思想中的“安民”“足用”“勿夺民时”等思想均被其吸收继承，发展成其“安民足用”的民本主张。

 

　　在今天看来，《淮南子》中提出的“安民足用”的“为治之本”依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在世界政治局势持续动荡，气候、地质、疫病等灾害风险持续叠加的形势下，维护“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不仅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更直接关系到每个国家的民生基础和发展命脉。所以，保障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始终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

 

　　三、为政之要，以顺民心为本

 

　　2021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为政之要，以顺民心为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关键在于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牢固树立人民公仆意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为政之要，以顺民心为本”，原作“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出自明代黄淮、杨士奇撰辑的《历代名臣奏议》中收录的宋代程颐《代吕晦叔应诏疏》。这段话更完整的表述是：“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代吕晦叔应诏疏》就是程颐代替吕晦叔而著写的应诏疏，全文1600余字，核心议题就是劝诫宋神宗重视察己用人之道。其中提出的“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正是程颐结合当时的现实情况对民本思想所作的一次发展，在强调变法要“顺民意”“厚民生”的情况下，还特别指出要做到“安而不扰”，无论是制定政策还是实施政策都要做到不扰民，这在任何变法时期都是极为重要的一点，这就对国家治理、政策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超越了原来“安民”的一般意义，体现出程颐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在治国理政方面的高度智慧。

 

　　关于“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我们需要了解几个关键的字。《说文》：“道，所行道也。”“道”，是指治理国家正确的“方法”或“政治举措”。《释名·释言语》：“顺，循也。循其理也。”《广韵》：“顺，从也。”“顺”就是顺应、依顺之意。《广韵》：“厚，广也。”“厚”可引申为多、重之意。《尔雅·释诂》：“安，定也。”《诗经·小雅·常棣》中就有“丧乱既平，既安且宁”的诗句。《说文》：“扰，烦也。”所以，“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的意思是说，治理国家的正确方法，以顺应百姓的心愿、使百姓的生计富足充裕、使百姓的生活安定不受烦扰三个方面为最根本、最关键的事情。

 

　　“为政之要，以顺民心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引用这句话，特别强调了人大工作要顺应民意，很好地体现了民本思想在今天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四、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

 

　　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古人说：‘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让我们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放在心头，把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时代使命扛在肩上，携手前行，接续奋斗，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创更加繁荣美好的地区和世界！”

 

　　“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出自《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价值概念。何谓“义”？《淮南子·缪称训》中有一个很好的说法：“义者比于人心，而合于众适者也。”《释名·释言语》解释说：“义，宜也。”所谓“义”，就是适宜、正当、合理、善、好之意。“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的意思是说，从适宜、正当的方面考虑揆度事情就一定有所得，依靠、凭借百姓做事就一定能成功。

 

　　从《晏子春秋》的记载来看，晏婴对“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的解释是：“谋于上，不违天，谋于下，不违民，以此谋者必得矣；事大则利厚，事小则利薄，称事之大小，权利之轻重，国有义劳，民有如利，以此举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谟，虽成不安；傲民举事，虽成不荣。故臣闻义谋之法以民事之本也。”

 

　　《晏子春秋》是记载春秋时期（前770—前476）齐国名相晏婴言行的一部史书，是刘向所校先秦古书之一。银雀山汉墓亦曾出土竹简本《晏子春秋》，其成书时间较早，是研究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的一部重要文献。可以看出，重民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普遍成熟，在今天依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五、“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赴之”

 

　　2022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赴之’。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要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广泛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人权交流合作，发挥建设性作用。要充分发挥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等的作用，增强对联合国等多边人权机构的影响力。”

 

　　“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出自吕望撰的《六韬·文韬·文师》。《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名望，吕氏，字子牙，也称吕尚。因是齐国始祖而称“太公望”，俗称姜子牙。这两句话更完整的表述是，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广雅·释诂》：“归，往也。”归是归附、归依、向往的意思。《说文》：“赴，趋也。”赴也是前往、归往的意思。“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赴之”的意思是说，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这些美德具备的地方，天下百姓就会向往归附。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这些大义具备的地方，天下百姓就会前往归附。此外，这段话还讲到了“能与人共之”的“仁”和“能生利”的“道”这两个能让百姓归往的条件。整段立论的根本，则在于首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的重民思想，反映了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立场。

 

　　今天，我国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正是基于这样的民本思想传统。

 

　　六、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

 

　　2022年5月16日出版的第10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谈道：“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是各国都面对的重大问题。一些西方国家在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长期存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有的拉美国家收入不算高，但分配差距很大。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出自三国时期魏国钟会《钟司徒集·刍荛论》。全文共41个字：“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非独谓府库盈、仓廪实也。且府库盈、仓廪实，非上天所降，皆取资于民，民困国虚矣。”

 

　　“丰，满也。”《国语·晋语》：“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丰民”，就是使百姓丰衣足食。“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的意思是说，国家可以称得上富裕，在于百姓丰衣足食。整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家的府库、粮仓皆充盈而百姓不能丰衣足食就谈不上富裕，而且府库、粮仓皆充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从百姓那里征敛来的。百姓处于艰难窘迫的处境，国家就空虚。全文讲的是“民丰国富、民困国虚”的道理。

 

　　“丰民之财”“民富国强”是我国传统政治思想里的一个重要主张。《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诗经·周颂·桓》歌颂了武王伐纣后“和众国、丰民财”的盛举，这说明“丰民”思想在我国很早就提出了。“民富国强”也提出得很早，《管子·治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荀子·富国》中也讲道：“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为什么要强调“富国必先富民”，要“丰民之财”？为什么“民富”才能“国强”呢？因为只有百姓富裕，才有充满活力的社会和充足的税收，国家才能持久地繁荣下去。

 

　　钟会是三国时期魏国军事家，司马师称其为“王佐之才”。他在传统“丰民”“富民”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百姓是否丰衣足食视为判定国家是否富裕的标准，并作出“民丰国富、民困国虚”的结论，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我们现在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是“富国必先富民”，“民富”才能“国强”的道理。

 

　　七、民富国强，众安道泰

 

　　2022年8月16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其中谈道，古人说：“民富国强，众安道泰。”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提出新发展理念时，我就强调，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民富国强，众安道泰”，出自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安，定也。”“泰，通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百姓富裕，国家强盛，人民安定，道路通达。

 

　　赵晔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经学家、文学家，其著作多佚，流传到今天的只有这部《吴越春秋》。《吴越春秋》是赵晔通过抄撮古史记载春秋末期吴、越两国史事的一部编年体杂史类著作，目的是为了补充《左传》《国语》和《史记》的不足。“民富国强，众安道泰”这句话就是记述越王勾践回到越国后达到“内修其德，外布其道；内实府库，垦其田畴”的治理成果。这是古人对善治的一种理想追求，也是传统“丰民”“富民”思想的继承发展，更是我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民本思想的丰富内涵。只有“民富国强”，才能“众安道泰”，这对我们推进共同富裕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杨韶蓉：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