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大家汇报的题目是“中轴线上的革命文物和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我从三个方面向大家汇报。

 

　　一、北京中轴线与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中，很多都是分布在中轴线两侧或者临近中轴线两侧的。比如北大红楼、北大二院旧址、中法大学旧址、蒙藏学校旧址等。

 

　　我们先来看一下北京中轴线。北京中轴线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它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约7.8公里。北京中轴线是按照中国古代都城的建制来建设的。《周礼·考工记》中就有记载：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当然，对于前朝后市，也有相关的表述为前殿后寝、面朝后市。也就是说，前面是宫殿，后面是居住的地方，左边是祭祖的地方，右边是社稷坛。为什么要做这种设计？实际上，这与我国古代的阴阳五行有关系。如果是在北方，在正南正北的地方，南边就是阳面；如果是在南方，不是在正南正北的地方，则山南、水北为阳。为什么叫“面朝后市”？因为皇帝是面南背北，也就是面朝着南面，南面就是阳面。在故宫，皇帝是面朝南边，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也在南边。也就是说，故宫的南边为议政的地方，北边为居住的地方。

 

　　整体来看，北京中轴线的中间是皇宫区域，北边的王府大院较多，民国以后这些地方多数成为大学所在地，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早期传播的主要地方。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旧址是和嘉公主府。和嘉公主是乾隆皇帝的第四个女儿，嫁给了傅恒次子福隆安。1905年，清廷内务府分别批了两块空地交由当时的京师大学堂使用，其中一块就是“汉花园”。北大红楼位于东城区沙滩北街。蒙藏学校旧址最早为明朝初年的常州会馆，清朝末年该地被称为“毓公府”。旧址分为东西两个院落，其中西院是乾隆长孙绵德的府邸，也是贝子府。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多发生在北京的南边，这与我们前面讲到的“面朝后市”是有关系的。在清朝，汉族的大臣多数住在南边，因此南边的会馆较多，同时来京考试的人、在朝廷任职的人也多数在南边租房子、买房子；而北边则是王爷居住的地方。由此可见，南边是文人雅士聚会、交友的重要场所，比如陶然亭慈悲庵及其周边。1920年1月，毛泽东同志和湖南在京进步社团——辅仁学社的同仁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聚会。1920年8月，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和周恩来领导的天津觉悟社，以及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五个团体的20余位代表，在陶然亭慈悲庵召开“五团体会议”，共同商讨救国运动方向等问题。高君宇烈士墓就在陶然亭公园内。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大多数分布在中轴线两侧是有历史惯性的，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二、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

 

　　北京大学红楼原为北京大学校部、一院（文科）、图书馆所在地，始建于1916年，落成于1918年。全楼主体以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称北大红楼。北大第二院是原来的马神庙公主府校区，这是北大最早的校区，京师大学堂成立时即在此办学。北大第三院是位于北河沿的原法科校区。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后，招揽了各方面人才，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北大红楼是当时中国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特别是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汇聚北大。那么，北大红楼和北京中轴线有什么关系？我从两个方面进行讲解。

 

　　（一）北大红楼和五四运动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各国在巴黎召开和会，中国代表与会。在巴黎和会上，中国要求收回从前德国在中国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1919年4月30日，英、美、法主导的巴黎和会决定在对德和约中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5月1日，中国外交使团首席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来电报告了这一结果，并且建议为了避免将来与德国直接交涉的可能麻烦，还是在和约上签字。5月2日，一个令人绝望的消息在北京各界传播开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德国侵占中国山东的权益将转给日本。5月3日晚，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内，1000多名北大学生和来自北京工业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等校学生代表紧急集会，商讨抵制巴黎和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权益转给日本的对策，并决定翌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罗家伦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5月4日，爱国的青年学生在天安门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浩浩荡荡走向赵家楼来找曹汝霖，而后火烧赵家楼。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前面讲到，北大红楼就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二）北大红楼与故宫

 

　　我们主要从北京大学对故宫博物院早期事业的贡献来看。故宫是北京中轴线上的一个重要标志性建筑。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2月12日，民国参议院通过并宣布了《清室优待条件》，这是民国创建时一份具有条约意义和效力的重要协定。然而，清室内务府为维持自身运转抵押和售卖古物，逐渐受到舆论的关注和批评。1912年至1924年溥仪“暂居”故宫期间，宫中管理相当混乱，偷盗文物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维持巨大的日常开支，溥仪不断以赏赐、拍卖典押等形式盗卖宫中物品，大量文物流出宫外。国学门同仁对此颇为关注，李宗侗与国学门同仁“常谈到应当开放清宫，使明清两代的史料可以公开研究”。针对溥仪的盗卖行为，北京大学曾多次予以谴责，设法阻止，并郑重提出将清宫开放，成立博物院的主张。

 

　　逊清皇室被逐出紫禁城后，1924年11月7日午夜，临时执政府摄政内阁正式发布命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着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善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博物馆等项之用，籍彰文化而垂久远。”14日，政府公报公布国务院所拟《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20日，北洋政府国务院组织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理清室公产、私产及一切善后事宜”。北大教授李煜瀛被聘为委员长，汪兆铭（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鹿钟麟、张璧、范源濂、俞同奎、陈垣、沈兼士、葛文浚以及清室方面的14人为委员，另有监察员6人，各院部派助理员会同行事。在此委员会中，真正主持实际工作的是以北大学者为主的43位顾问。

 

　　1925年9月，清室善后委员会为加紧故宫博物院的创建，通过了《故宫博物院组织大纲》和临时董事会、理事会人员名单。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下设二馆一处，古物馆、图书馆（1928年分为图书、文献两馆）为业务部门。古物馆是故宫博物院的宫廷珍宝宝库，门类繁多，且数量惊人。马衡完善了古物馆内机构的设置和业务的划分，亲自拟写了《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办事细则》，领导古物馆同仁积极布置陈列展览及进行文物清点与整理、传拓与刊印等工作，成绩显著。马衡在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的工作成绩，无不得益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的工作经验。

 

　　实际上，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和早期发展是在北京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各位学仁的推动下完成的。

 

　　（三）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

 

　　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实际上，李大钊并不是第一个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1899年，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据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颉德所著《社会进化》编译而成的《大同学》，粗浅地提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并将马克思称为“百工领袖”。这是马克思及其学说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此后，梁启超也发表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真正在中国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则是第一人。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上连载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李大钊指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篇文章的发表就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了系统传播阶段。

 

　　李大钊不仅传播马克思主义，还通过各种途径引导一大批青年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他不仅通过开辟专栏、发表文章等途径介绍马克思主义，还发起创办了很多学生社团。1918年6月，“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筹建，并于1919年7月在北京正式成立，是五四时期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但在少年中国学会中，其成员组成非常复杂，李大钊认为在这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难度比较大，于是在1920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此外，李大钊还奔忙于“国民社”和“新潮社”等团体之间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还把马克思主义搬上了高校课堂。1918年，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的月薪是120块银元。1920年7月，李大钊被聘为教授，每月收入达到了200块银元。也就是说，自1920年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和政治系先后开设并讲授“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这是在中国大学里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最早记录。在北大红楼里还能看到一份当时的学生试卷——“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这篇试卷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各种唯心史观作了批判，并论述了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重大意义。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不仅传播马克思主义，还运用马克思主义构建了理论体系。《史学要论》就是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理论的成果。毛泽东同志曾回忆道，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同志还说，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研究会由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组织发起，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等人。最初发起这个组织的19名进步学生中，有十余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北大红楼里，李大钊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是建党初期北方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包括华北、东北、西北在内的北方党组织的奠基人。

 

　　蒙藏学校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诞生地。蒙藏学校旧址是曾经的贝子府，位于小石虎胡同，地处北京西单繁华地段。蒙藏学校旧址分为东、西两个院落。东院建于明永乐年间，初为常州会馆，清朝时为右翼宗学。西院建于清康熙、雍正时期，初为傅伯府，后为绵德府（贝子府）。1913年蒙藏学校成立，1916年蒙藏学校在西院办学。1923年，在李大钊等人的培养下，蒙藏学校的荣耀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个蒙古族的中共党员。1924年秋，中共蒙藏学校党支部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由蒙古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

 

　　李大钊通过各种途径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坚实基础。以北大红楼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还包括《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北京李大钊故居、陶然亭慈悲庵、京报馆旧址、中法大学旧址、蒙藏学校旧址、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等。

 

　　李大钊曾受汤化龙、孙洪伊的资助去日本留学，并于1914年进入早稻田大学。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写道，既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作出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从以上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大钊对民国以来的政党和政党政治是彻底失望的。那么，应该要怎么做？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青年团。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参加了会议。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以后，就以北京大学为据点，积极开展活动。李大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他还提出“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他指出，我们未来要建立的“大团体”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团体”，它必须是“强固精密的组织”。实际上，当时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中，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建党过程中，围绕党内要不要严密的组织与严格的纪律，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发生了严重分歧与激烈争论。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一个多月后，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极力主张自由的联合，而李大钊等人则要建立一个有严密组织与严格纪律的工人阶级政党，推动社会革命。经过争论，双方分道扬镳，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李大钊还特别注重做好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北方广大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

 

　　三、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市将旧址保护传承利用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作为庆祝建党100周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主要包括1915年至1923年6月期间，北京地区与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有关的重要会议场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重要党史人物故居以及重要纪念设施等31处。2021年6月以来，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中有十余处已向社会开放。围绕这些革命旧址，我们也开展学术研究、推出专题展览，革命旧址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23年初，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已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2023年下半年，国际遗产专家将赴北京考察。我们希望大家对中轴线申遗工作多关注、多支持，也希望大家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多关注、多支持。谢谢。
 

(杨家毅：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