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大家普遍认识到，这一课题，复杂且难度大。如何真正认识数字化，跳出传统工业化思维是解题的关键。数字化转型是高难度的前沿课题，在此我简单谈几个问题，但很多问题仍需进一步探索，现在没有标准答案。

 

　　一、深入认识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深入认识数字化转型的内涵，是解题的起点。通过不断反思总结的良性循环，我们才能加深对数字化的认识，才能不在数字化转型的探索过程中偏离轨道。

 

　　具体到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首先要明白“转什么”。这一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复杂，无法用三言两语概括。“转什么”，是全方位的转型，不是具象到某一工艺或某种技术。数字化转型是数字革命汇聚而成，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包括经济数字化、社会数字化、政府数字化，已经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也就是数字文明。当然这种文明形态还只是雏形，还在进一步演变中。

 

　　数字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不只是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工艺改进、生产方式变化，更重要的是人类思维方式的革命。这是关于思维范式、研究范式的革命，将颠覆传统理论构建的认识框架。原来，我们从三维的视角认识世界，数字革命将带领我们从三维走向四维，甚至高维。

 

　　“以虚控实”，是数字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实”指的是现实的物理世界；“虚”指的是超三维的虚拟世界。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场革命。传统的认知逻辑无法解释当下的数字革命。因为物理世界的逻辑是二值逻辑，只有真、假二值，要么“是”，要么“不是”。超三维的虚拟世界的逻辑是既“是”又“不是”，既“不是”又“是”，一种量子状态。受传统认知逻辑的限制，虽然我们一只脚已经跨进了超三维的虚拟世界，但是没有完全进入。走向超三维的虚拟世界，要推动思维范式的转型。如果按照传统的工业化思维方式考虑数字化，很多问题将无解。比如数据确权、数据交易问题，按照传统工业化条件下所有权、产权的思路是无解的。对数据先“确权”本身就是工业化思维的一个体现。

 

　　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数字革命大趋势中微观主体的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微观主体要重新定义、重新构建。如果中小企业这些微观主体仍然沿用传统的工业化思维，简单地把信息化、自动化理解为数字化，则不可避免地会被时代淘汰。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我们对一些基本问题要有新的认识，比如“什么是企业”。同时，我们需要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

 

　　数字化转型是中小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次良机。无论是“弯道超车”，还是“换道超车”，都是在强调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这就是说，有些阶段可以跨越，不必亦步亦趋、按部就班地发展。有些企业可能认为，连信息化都没有做好，如何做到数字化。这就是原有的路径依赖局限了认知。工厂的机械化、自动化不等于数字化，企业管理的信息化也不等于数字化。数字化包括企业的核算方式、管理方式、生产组织方式、营销模式的彻底变革。不仅是企业整体的改变，还有企业与企业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关系的变革，也意味着政府的指导支持方式，营商环境的标准也需要改变。

 

　　要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重新认识数字化的底层运行逻辑。在工业化条件下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已经掌握了很多成熟经验。但在数字化条件下，我们要跳出工业化思维，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如果仍然沿用工业化的逻辑，政府就无法实现良好的治理成效，企业也不会有十足的获得感。只有反复思考，不断调整，才能让政府与市场形成发展合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当前，经济发展面临行业细分和供应链交叉融合的趋势。比如，在工业化条件下，我们强调的是产业政策，是产业分工基础上的产品、服务同代（同代技术、模式）的竞争与垄断。现在我们谈得更多的是供应链，是产业融合基础上的数字服务跨代竞争与合作。所以，数字化的逻辑与工业化的逻辑有很大区别。数字化的逻辑包括“以虚控实”、“以软件定义产品”，虚拟化正逐渐覆盖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在工业化条件下形成的经济学概念，比如垄断、竞争、破产。以工业化时期的标准衡量数字化，很可能会阻碍数字化的发展，掉入传统思维方式的陷阱。

 

　　二、数字化服务市场是一个新市场

 

　　数字化是一个新的市场形态。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数字化转型助推数字化服务市场的形成，因为所有行业都需要数字化服务。因此，数字化服务市场形成了新的市场生态。数字化催生新业态、新生态、新经济、新模式，但还存在一些认识偏差。一些人认为硬核技术的创新是创新，模式、业态的创新就不是创新。其实任何技术的创新，都需要新模式、新业态的支撑。从整体上看，制度创新是前提，然后是模式、业态的创新，最后是要素创新，也就是技术上的创新。以人工智能为例，这样的技术只有在大国、大企业才能进行研发的原因，就在于技术创新要依托制度、模式的创新。因此，要有新的支持政策和监管规则，因为适用于工业化的监管规则已经不适合现在了。我们不能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态，痛点、难点和堵点是“症状”，而非“病因”。

 

　　数字化转型，政府的工作重心是培育新市场，构建适宜的环境，而不是在既有路径上给予一些原子化支持。例如，为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共享长三角科技创新资源，长三角地区开展长三角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试点工作。创新券是指利用长三角试点区域财政科技资金，支持试点区域内科技型中小企业向长三角区域内服务机构购买专业服务的一种政策工具。这样的探索，是值得深思的。政府发力的重点是强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包括互联网基础设施、安全基础设施等，尤其是其中的标准、规则，这是重要的市场环境。政府自身的数字化要先做好，因为政府数字化是企业数字化及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前置条件，是数字化营商环境的基础。

 

　　三、数字化转型需要新的财务规则

 

　　新的财务规则主要关切的是数据问题。数据，既是资源，也可以变成资产，甚至是资本。如何让数据进入资产负债表，正确评估企业的资产、价值、信用，这是一个大问题，需要我们及时调整财务规则。

 

　　四、数字化转型需要大中小企业一体化推动

 

　　数字化转型是整体的，不应把中小微企业独立出来。大中小企业之间应当形成市场化合作，发挥大企业的作用，以企业培育企业，以市场监管市场，政府通过大企业帮助中小微企业，效果可能更好。大企业包括平台企业、龙头企业、供应链大企业、数据大企业，它们更能从供需两方面推动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近年来，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12551美元，接近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门槛。202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741美元，连续两年保持在1.2万美元。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对我国GDP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高位，消费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从中长期看，我国居民消费已经从主要解决“有没有”加快向“好不好”转变，消费呈现出多元化、品质化、个性化、时尚化、融合化等特征。消费提质将成为我国消费的长期趋势。

 

　　从短期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一、数字消费成为高品质消费增长的新引擎与重要支撑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深化应用，数字化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以及经济社会生产活动全过程，数字消费成为拉动消费增长新动能。

 

　　从全国看，数字消费有效带动消费恢复性增长。2022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是11.96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三成；餐饮、即时零售等本地生活服务消费新模式成为增长的新热点，带动服务型消费较快增长。截至2022年底，国内外卖用户已达5.2亿，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达3.63亿。

 

　　从北京看，数字消费已经成为首都经济增长的引领性力量。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带动下，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的趋势明显。2022年，全市限额以上网上零售额占社零总额比重39.8%，居国内城市首位；北京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信息、交通、文娱、体育等服务消费已经成为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以数字消费供给创新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近年来，北京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以提升数字消费能级为牵引，充分发挥科技创新领先优势，丰富数字内容服务供给，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水平，规范数字业态监管方式，持续优化创新发展环境，助力北京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一）推动网络消费提质增效

 

　　重点发展网络直播、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等电子商务的新模式、新业态，并进一步强化政策牵引，巩固头部企业线上销售规模，引导传统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激励中腰部企业挖掘线上消费新增量，持续优化网络零售的市场结构，壮大网络零售市场规模。

 

　　截至2022年底，北京开展网络零售业务的规模以上批零企业达1436家，较2020年增长165家，其中亿元以上企业266家，含千亿元以上2家、百亿元至千亿元3家、十亿至百亿元企业43家、亿元至十亿元企业218家，形成“龙头电商引领、骨干电商支撑、中小电商多点发力”的发展格局。

 

　　（二）传统消费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

 

　　一是积极推进传统商圈数字化改造提升。通过对传统商圈进行数字化改造，加强沉浸式消费体验。数字消费体验场景相继落地，王府井、前门大栅栏、三里屯等34个传统商圈改造升级。2023年1月，商务部公布首批全国示范智慧商圈、全国示范智慧商店名单，其中，北京市三里屯商圈和三里屯太古里南区分别确认为“全国示范智慧商圈”和“全国示范智慧商店”。

 

　　二是持续开展“餐饮业数字化升级行动”。2020年12月29日，“北京市餐饮业数字化升级行动”正式启动。该计划面向全市餐饮商户开展经营管理、营销推广、IT信息、配送能力、供应链管理和数字化融资等六大方面的数字化改造，引导餐饮商户参与数字化升级实践，助力北京餐饮业数字化运营水平整体提升。

 

　　三是推动北京老字号拓展线上营销渠道。北京市商务局与多家平台企业合作，从形象塑造、品牌营销、IP打造等多方面提升北京老字号的数字营销能力。老字号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蕴含巨大的商业价值。截至2023年8月10日，北京老字号数量增至238家。据北京市商务局统计，前7批次经认定的223家北京老字号年度总营收规模达到1300亿元。

 

　　四是引导会展业数字化发展。推动会展场馆的数字化建设和升级，促进“会展+消费”、“会展+旅游”、“会展+体育”等融合发展，扩大会展对餐饮、住宿、旅游、文化、交通等消费市场的拉动作用。传统认为会展业具有1比9的经济带动效应，也就是会展本身每投入1元，就会带动创造9元的消费经济。

 

　　（三）数字消费内容供给日益丰富

 

　　一是通过数字化赋能便民服务。北京市制定了便民生活圈划分标准和评价体系，全市共划定一刻钟便民生活圈856个，细化布局菜市场、便利店、小修小补等社区便民商业网点近11万个，并进一步完善北京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动态地图，定期监测全市便民商业网点供需状况，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精准补建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同时，利用农村便民小店改造提升政策，支持大型电商、连锁流通企业在农村地区设点布局、发展“一店多能”，持续优化城乡便民商业服务网络。

 

　　2022年，北京市限额以上便利店、超市和仓储会员店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188.2亿元，占比为26.1%，较2019年提高16.7个百分点。新零售发展持续向好，重点监测的限额以上新零售企业实现零售额同比增长40%以上。

 

　　二是打造数字消费新场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主媒体中心的智慧餐厅，实现了点菜、烹饪、送餐全流程的无人化。截至2021年底，北京开立数字人民币个人钱包超1200万个，对公钱包超130万个，覆盖食、住、行、游、购、娱、医等冬奥全场景40余万个，交易金额96亿元。

 

　　三是释放绿色智能消费潜力。近年来，我们持续发放绿色消费券。2023年4月发放的消费券适用范围覆盖电脑、洗衣机、自行车、扫地机器人、智能马桶盖等55大类超过两万款商品，促进绿色和智能商品消费。

 

　　四是积极推动跨境电商模式、业态创新。全国首创跨境电商销售医药产品试点、全国首个跨境医药电商仓储物流第三方服务资格等突破性试点政策，相继在北京落地。以前很多医药产品要依靠代购才能买到，如今在国内平台可以直接购买。2023年以来，首批跨境电商体验店相继在北京亮相，知名国际美妆品牌产品实现集中展示，消费者可以现场试用、线上下单，商品直接邮寄到家。

 

　　三、在“五子联动”中更好发挥数字消费的引领作用

 

　　在加快推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背景下，北京在数字经济领域发展上走在全国乃至世界前列。未来，北京将坚持继续发挥数字经济的领先优势，从推动直播电商产业集聚升级、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商业发展、提升数字消费服务供给能力和营造数字消费良好发展氛围等方面综合发力。

 

　　（一）推动直播电商产业集聚升级

 

　　从平台发展角度看，更注重用户体验和品质保证的电商平台，更具发展优势。2023年4月，首批“北京市特色直播电商基地”名单公布，覆盖数码、文玩、家电、美妆、首饰等多个北京优势特色产业，助力北京消费提质升级。

 

　　（二）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商业发展

 

　　顺应“商业+科技”融合的新趋势，深入推进餐饮业数字化升级行动，推动数字新技术与重点商圈数字化改造深度融合。

 

　　（三）提升数字消费服务供给能力

 

　　围绕消费者的需求和市场主体的诉求，升级商旅文体等领域的数字消费基础设施，提升业态融合效率，加快推动文化、演艺、展览、赛事等业态进商圈，同时推动景区、剧院、博物馆等场所升级商业业态，满足多元消费需求。

 

　　（四）营造数字消费良好发展氛围

 

　　积极举办各类线上促消费活动，联动北京市平台、品牌、商户共同参与，激发市场消费活力。

 

　　未来的数字消费市场将呈现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数字消费也将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我们相信，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市一定能够成为数字消费的先锋和领航者，为推动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出更大贡献。

 

　　（文章作者：郭文杰北京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一、提速中的数字政府建设

 

　　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正经历提速发展阶段。从2015年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到2022年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一系列中央文件密集出台，展现着数字政府建设的提速发展过程。而这一提速发展过程，呈现出“双轮驱动、三源汇合、超越发展”的态势。“双轮驱动”指的是，中央对推动数字化发展的战略布局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布局，二者共同推动了数字政府的建设。其中，热线电话体系建设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

 

　　从中央发布的规划文件中可以看出，数字化的内容不断加强、细化。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数字中国建设按照“2522”的整体框架进行布局，即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两大能力”，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规范性的规划文件，明确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工作部署，带动数字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各地方尤其是数字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政府，陆续出台相应配套政策。

 

　　数字技术通过多种形式的叠加和集成，从互联网技术、计算机技术到数据技术，最后总成为智能技术，这种不断的叠加发展带来了数字政府建设的发展。近年来，数字政府建设体现出不断提速与迭代升级的发展趋势，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府再到智慧政府，实际上数据治理也实现了从1.0时代、2.0时代到3.0时代的升级。在电子政务阶段，主要实现了办公电子化、文件数据化、联通网络化、服务便利化；在数字政府阶段，则主要实现数据系统化、决策数智化、施策精准化。而到了智慧政府阶段，则实现智慧数控、全员参与、整体智治。

 

　　在数字政府建设的实际应用中，北京的典型应用案例是“接诉即办”。“接诉即办”有效拓宽了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途径。

 

　　二、迭代中的热线电话体系

 

　　政务热线电话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相比早期的“单一事项、多个电话”有了很大变化。过去，我们经常将其称为总枢纽、总客服、总参谋；如今，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它可能还会成为数字政府的“总接口”。所谓的“总接口”，就是指在政务服务热线平台中，集成了各种各样的政务接口、通道和渠道。在政府与企业和市民的互动中，热线电话以及各种通道、渠道，不仅是“总客服”意义上，以快速分发的工单或直接抵近的处置为市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更进一步地看，这些交互行为和处置行动还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涉及不同的层级和不同的维度。

 

　　2019年，北京市建立了全市统一的12345市民诉求受理平台，优化并提升市民服务热线反映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接诉即办”工作。通过12345热线大数据分析，建立了一整套创新机制，来应对超大城市治理一系列难题和难点。对海量数据的分析，有利于评估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效能，考察干部队伍的工作情况，也为未来的城市治理提供依据。

 

　　除热线电话体系外，“我为党的二十大建言献策”征集活动、“我向总理说句话”征集活动等活动，依托互联网平台，获取海量数据，也有利于推动数字政府建设。

 

　　三、数智型的良政善治发展

 

　　展望未来，我们要更关注需求，利用海量数据，提高治理水平，向良政善治的方向继续努力。

 

　　如何利用海量数据？从数据的产生方式看，有定向征集和自发投诉两种。从数据属性看，既有涉及全域全量的数据，也有定向定性的数据。通过简单地分类整理，我们就可以通过集成的方式将碎片化的数据转化为可感知可处理的需求，这是北京“接诉即办”工作的突出特点。

 

　　由此，数字化手段推动新型数字交互方式的诞生，这种交互方式无须任何中介，便可形成穿透式交互，并且有助于基层治理的改善。未来，我们要从“应诉而办”、“有诉必办”向“寻诉而办”、“未诉先办”转变，并进一步向主动治理努力。穿透式交互能够优化流程，重塑结构，推动我们进入治理新阶段，取得工作新进展。下一步，我们要重点推动场景化治理，立足需求数据，融入多元数据，提炼场景数据，形成治理方案。

 

　　（张小劲：清华大学政治学系长聘教授）

 

　　一、金融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的过程是重塑思维习惯的过程，也是重塑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人们行为方式的过程。数字化转型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

 

　　数字经济借助数字基础设施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大规模的升级改造，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实现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金融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信息化时代，金融行业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并借助它掌握的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数据的优势，不断地延伸自己的业务关系，不断地创新自己的业务模式，不断地创新自己的客户服务的方式。

 

　　数字金融并非简单地使用传统的金融方式，在数字时代进行融资、投资、股份制改造等活动，而是需要从思维模式、管理方式、行动指南等方面做出重大改变，以满足数字时代的需求。金融机构需要进行重大变革，从传统的单机信息化转变为互联、共享的数字化内部管理，从部分的数据共享转变为全部共享，从机构内部的互联共享进一步发展为内部与外部的共享交换。这些重大变化意味着金融机构在管理、业务服务、供应链、评估体系等的全方位数字化转变。其中，思想意识的转变尤为重要。如果金融机构服务的对象、客户都在用数字思维思考问题，作为服务主体却仍然沿用传统工业化的思维模式，那么，这样的金融机构将面对与社会脱节的风险。

 

　　同时，我们不得不思考另外一个话题，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会出现风险和挑战。从数据安全的角度看，过去的问题仅仅集中于单个计算机，当内部共享数据时，出现问题的范围将扩大到整个内部数据；当内外部数据交互时，出现问题的范围将更加广泛。因此，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首先要确保数据安全，有一套保障安全的方案。比如，金融机构的管理者要考虑在处理数据时伴随的数据流失对数据造成的影响。另外，管理者也要担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在共享交互数据的过程中保护个人隐私。

 

　　二、保护数据安全的重要意义

 

　　从技术角度看，建立起数字化信用风控体系，是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而这就意味着，金融机构需要搜集和管理大量企业信息和个人信息。在这一过程中，金融机构更多考虑的是数据的完整性和共享性，而安全方面的思考投入可能并不充分。这很可能会导致后续数字应用过程中出现新的问题。

 

　　从金融业务角度看，金融机构要以价值释放为核心、以数据赋能为主线，用数字技术创新传统金融服务模式。现在，我们要从工业化和半工业化的状态跨入数字化时代，在地区与地区、企业与企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转变思维模式是重大挑战。

 

　　同时，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面对新的客户要求，金融机构如何改变服务模式，如何重新组合数据，挖掘以前收集数据的特殊价值，也是金融机构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

 

　　从服务生态角度看，金融机构需要创新数字化过程中的数据安全治理与服务对象的数据共享的模式，创新金融服务的产业生态。比如，在数字化时代，金融机构如何根据企业拥有的虚拟资产、数字资产等数字化价值财产，对企业进行估值，并在此基础上，给企业进行投资、贷款或融资等。这些与传统思维的差距非常大，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探索后，才能产生可靠的答案。

 

　　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必然涉及服务对象和数字金融之间的数据流动。这一过程需要相关安全技术、设备、管理、培训等作为支撑和运维保障。而服务对象的反馈可以帮助金融机构进行数字化的业务观察和创新，进而改进和创新业务模式。

 

　　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需要考虑安全机制和数据安全管理等问题。有些数据不是看得越紧越好，有些数据不是开放得越大越好，如何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数据的开放和共享，是一个重要课题。

 

　　从金融本质上讲，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机构、企业的主要业务活动之一。在实体经济也面临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金融机构要与实体经济协调互动，更好地服务于转型中的实体经济。

 

　　对金融业而言，数字化会带来新的金融风险，需要金融机构、IT人才、安全人才共同思考解决。数字化涉及方方面面，金融机构的管理者不能只懂金融、数据，还需要了解安全问题。

 

　　总之，金融的数字化转型不能一蹴而就。尤其是数据安全问题，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一起探索。

 

　　（李新社：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什么是直播？目前，直播主要分为两大类：直播PK、直播带货。到目前为止，直播带货已经多次迭代发展，在1.0时代，带货主播尚未形成规模，流量较为混乱无序；在2.0时代，直播带货行业相对规范，正能量主播逐步成为主流，观众也在形成自己的观看偏好；在3.0时代，演艺明星入场渐多，直播带货管理更加规范化、模式化，对主播带货要求更加严格。此时直播带货形成了分水岭，更加专业、更加努力、更加勤奋的主播在保持高频次创新内容输出的基础上才能播出好成绩。“创新”是目前直播带货行业的关键词。没有创新，盲目地带货，已经不能赚到钱了。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主播要与直播间的粉丝进行长时间的互动，建立真正的互信关系。如何建立互信的基础？主播要设立底线，设立边界，只要做人有原则、做事有底线，与观众共情、共鸣，直播带货就有无限可能。未来的直播带货“王者”是有多少信任你的人，而不是拥有多少围观者或者关注者。设立直播带货底线，设立直播内容边界，是未来直播带货的根本原则。

 

　　直播带货与静态购物有很大区别。静态购物，是指我们产生明确购物需求后，到购物平台上搜索下单的方式。这种方式属于日常消费、理智消费，是消费中最为常规的方式。直播带货则属于刺激消费的范畴，进入直播间之前，人们可能没有购物需求，但是在主播的讲述下，或出于认同，或出于喜欢，大家产生了购买欲望。

 

　　分清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后，我们可以对直播带货的目的进行全面评估。比如，某一企业遇到经营困境，在政策扶持下，我们可以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进行点对点的重点帮扶。文玩、美食、美景，都能通过主播在直播间声情并茂地讲解，使更多人深层次、多维度地了解，直达用户的内心。

 

　　直播带货发展的背后是行业的不断规范。2021年3月1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对网络交易活动的直播视频保存时间自直播结束之日起不少于三年”。所以，直播行业，未来可期。

 

　　（杨子：巨力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