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农村来的孩子讲的真切：没有杜老的奋斗，我们会是另一种命运。
 

 

　　编者按：今天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先生诞辰110周年。我们特别刊发周其仁教授发表于2015年的文章，以资纪念。

 

　　下为正文。

 

　　杜老要是还在，当不会赞成我们为他而哭。十二年前他生日，当着战友、同事、部下和学生，老寿星开口第一句，抑扬顿挫讲出了他的人生感慨：“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活九十岁！”言下之意，他的长寿超出预期。又过一个生肖轮回，2015年10月9日杜老辞世时，是102岁的老人。即便当下举国议论老龄化，百岁也算为数稀少之高寿，毕生乐观通达的老人家，应该不喜欢后生悲悲切切。

 

　　那就不哭了吧。可是，止不住还是要为杜老难过。不是痛悼之情，在杜老辞世消息冲击下，刹那间的泪流满面；就是难过，一种隐隐的、挥之不去的心头之痛。眼见一个精彩绝伦的生命永远逝去、想到此生再也见不到这等人杰的时候，要不要难过？当造物主再也无从带给世界同一件稀世珍宝的时候，要不要难过？要难过——就是那种难过。

 

　　一、杜老喜听也善听

 

　　现在说说也无妨，晚辈早就为杜老感到难过了。远的不提，大约2005年前后，大家探望杜老，发觉他听力越来越不济。开始时，要靠近他、大声说，这让人不习惯，因为老人家自己通常总是慢声细语的。后来大声说也不成了，而那神乎其技的助听器，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也还不够好。接下来改成笔谈：倘若来探望他的人想告诉他什么，就写在字条上，结果字越写越大，字数越来越少。杜老自己也动笔，颤颤巍巍的，写下字来煞是好看。可笔谈哪里比得上口谈？老人家还是不停思考，无奈人脑本是一座加工厂，“进口”信息量日减，再杰出的大脑，生产力也无可挽回被平减不少。

 

　　在场听杜老90岁和95岁两次生日致辞的人，一定感受到了那两次讲话有不小差别。前一篇，思想精湛，理路清晰，情感饱满，加之大家熟知的杜氏语言的生动与幽默，与老人家平生多少次精彩讲话一样，足令听者久久回味无穷。后一篇呢，寥寥数语富含深意，却未能舒展，仿佛是用契刀刻划于龟甲之上的古文字。何以如此？我猜，是他听力下降使然。其实，就是101岁的时候，医院检查还说杜老周身健康，心脑器官状态良好。晚年杜老身体上唯独欠亏的，就是他的听力。听力下降在先，视力减弱在后，输入大脑的信息流减量，生理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了。

 

　　老天爷不公，为什么偏对杜老最令世人弥足珍贵的能力下手？人们拜服杜润生多方面的杰出才能——举凡思想、综合、协调、判断、说服、文字以及他的讲话能力，杜老的本事公认一流。不过，在下以为，他最为擅长的、也构成杜老风范最鲜明特点的，还数他善于倾听的偏好与能力。

 

　　是的，杜老喜好倾听。听情况、听判断、听建议、听议论，他总是那么兴致盎然。1980年代九号院里大大小小开过多少会？大多数时间杜老就是坐在那里听。实话实说，农口总比较“土”，讲起话来什么模式都有。那年头还没有发言限时这一说，更没人知道把讲话要点投影到墙上。有时我等毛头小子以编外人员列席，碰巧遇上车轱辘话来回说的场合，不免嘀咕怎么此地开会与生产队里差不多。可杜老总是安安稳稳地听，不时问上几句、点评一二，让汇报人越讲越来劲。遇到自我感觉实在太好的，杜老一边批文件、写回信、翻材料，一边还听人家讲。到地方调查，途中他照例听地方陪同人员介绍情况；到现场，不论开座谈会还是访问农家，他总有办法几句话引得东道主讲个滔滔不绝。去更高级机关开会，即便由他汇报，杜老也有办法让大领导插话、提问、议论，他自己仔细听。这么说好了，倘若问工作中的杜老最常见的状态是什么？我从自己所见有限的印象里检索出来的答案，竟然只一个“听”字了得。

 

　　杜老善听，尤其善听不同意见。对他来说，“在任何问题上总有不同意见”，再也正常不过。这也是他迷人的精彩所在。杜老帐下农口团队，总是老中青、左中右，一个也不少。

 

　　开始我们这些“小年轻”挺纳闷：改革要大刀阔斧推进，为什么老要听那些“保守”意见？记得准备1号文件的班子里，有位农业部老副部长几乎每场不落，不断对拟议中的改革提保留意见。杜老总听他讲，还几次三番打趣“老九不能走”（那位老部长叫李友九）。同时，在改革问题上向来旗帜鲜明的杜瑞芝——人称“小杜主任”是也——也常常出现在杜老文件班子里，一样也不让走。至于我们这批后辈，过了很多年才明白，当年自以为正确得不得了的意见，听在别人耳里有多么的不可被接受。要不是看了杜老的面，人家做农村工作几十年的老前辈，才不屑于坐下来和你理论呐。

 

　　对杜老来说，意见有片面性，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毕竟，有哪种认识完全没有片面性呢？杜老的功夫，在于把不同意见里的合理成分一一“萃取”出来，“合成”能为方方面面接受、至少也无从激烈反对的改革共识。他似乎熟知各类言者的心理：对以为真理在手、咄咄逼人的论者，他会沿着你的逻辑推几步，让你觉察到自己的真理里或许也藏有谬误；对好胜的辩者，杜老有意激将一番，让你把没想清楚的想清楚，明明白白说出来；对深思熟虑却讷于言表者，杜老鼓励再鼓励，直到把真知灼见掏出来才算完。杜老自己的经验相当丰富，遇上囿于一时一地经验的，或推理天马行空的“理论家”，他会敏捷地拿出反例构造问题，好教人注意归纳与推理皆有合理限度。

 

　　回想自己第一次见杜老，还是上山下乡后恢复高考读上大学不久，经人大经济系资料室白如冰引荐，到杜老那里谈天。看到老人家鼓励年轻人放开讲看法，就凭下乡所知“大锅饭”的体制毛病，来了一番迎头通批。杜老就是听，不时还在小本上写写划划。看我们讲得激动，他停下来嘿嘿一笑：“所以毛主席他老人家教育农民不要斤斤计较。”那明知后辈幼稚，但还是鼓励你放言直说的神态，到今天还清清楚楚印在我的记忆里。从此懂得一点，相比于能说的本领，善听要高明很多。是的，民间智慧说得准——“能说的，不如会听的”。

 

　　在思想矛盾的纠结中辨析不同意见，是杜润生的拿手好戏。上世纪80年代中有一次跟班陪他到温州，途中传来邓小平对科技体制改革的指示，其中一句讲到我们的改革不能出百万富翁。到了温州，此话何解，一时引起当地各界人士思想波涛汹涌。杜老怎么应对？他还是听字当头，安顿下来就找几方面人来座谈，照常鼓励大家各讲各的想法，包括顾虑、担心、误解与质疑。听够之后，杜老说他的理解，小平的意思是一定要避免两极分化，不能富的越来越富、穷得越来越穷。积多年经验教训，非发展生产、鼓励投资不可。所以他赞同一位发言者，要把先富起来人群用于自家消费的财富，与用于扩大生产的资产，有个恰当的区分。杜老这么一说，温州人放心了。那是1985年，哪家民企老板自家吃喝消费，一般也不过百万。不知道回北京之后，杜老有没有向中央报告他的解读。后来读《邓小平文选》正式收入的那篇讲话，那句话修订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善听有善报。那就是方方面面人士，都对杜老畅所欲言。没人担心自己意见的片面、幼稚或“不成熟”，也没人顾忌自己意见偏左还是偏右。大家相信，任何片面性与可能的错失，杜老都会妥当处理。大家也相信，对杜老说话不会说了白说，哪怕有一丁点合理成分，也会被杜老注意，有机会被他吸收。杜老听意见，从来不在乎言者的地位和来头，不在乎言说的态度与表达技巧，更不去深究言者的动机与意图。对他来说，意见就是意见，可以、也只可以被是否经得起逻辑与经验检验来给予考量。

 

　　也许上世纪30年代的北师大教育有过人之处，也许50年代中期之后他与自然科学家们常年泡在一起受到影响，杜老的思维在本质上是科学的思维。他相信现象背后总有规律，倾向于按照规律来定政策。他亲历的教训，不容许以意图之正确或抱负之伟大，就作为不听意见的理由。杜老深知认知规律的困难，唯有反复试错，在不断检验、修正假说的过程中才有机会逼近真理。其中，善听他人之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联系当下，能说者众而善听者寡，杜老的善听风范，是不是依然值得发扬光大呢？

 

　　二、解决问题导向

 

　　杜老喜欢听也善于听，与他另一项偏好有关。但凡可能，他老人家研判形势、分析问题、琢磨政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取向，那就是要尽力解决问题。现在提倡问题导向，比愿望导向、甚至空想导向高明很多。问题导向，最后导到哪里？杜老的倾向，是导到问题的解决。

 

　　我们是从反差中感悟到这一点的。1980年代，号称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多少总是受了些理论训练。凡理论，皆重因果。所谓规律，讲破了就是世界上的现象有因有果，人们一旦从结果发现成因，就能以原因预判结果。所以称得上科学定理的，基本形式永远是“若怎么样（因），必怎么样（果）”。这套思维下，见到结果追溯成因，然后有能力提出预判，就是科学功夫了。举个例，知道何谓大锅饭、何谓饿肚子，不算啥。重点是在不堪回首的过往探得两者的因果联系，掷地有声说一句，“倘若再搞大锅饭，必将继续饿肚子”！

 

　　杜老当然重视因果。他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听方方面面的见解，还不就是听各家各派对重大现象的因果分析。不过他高明的地方，是知道某些现象的成因相当复杂，横看竖看有不同的因果链，多听听、也换角度看看，对因果关系的理解会更加透彻一些。

 

　　杜老更高人一筹之处，是他明白仅仅掌握因果联系，还不一定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一旦由因生果，构成新的存在，即便人们有能力把原因去除，也不一定能消除由那个原因已经生出来的结果。例如，臭水沟繁衍蚊蝇，因果关系明了；可是立马填掉臭水沟，蚊蝇并不会立马无影无踪；何况，臭水沟也不是说填就填得了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不光要懂问题由来，更要探查实际解决问题需要满足的条件。

 

　　生性愚顿如我，过了很久才发现与杜老的思想差距。开始以为，那些板上钉钉的事，下个决心不就结了。公社大锅饭让农民干活没有积极性，还不是早就看明白啦。出工不出力的社员回到自留地干活毫不惜力，不也早就看明白啦。国家不就是要农业增产、农民吃饱吗，把公社大田分给农户当自留地，大功便可告成，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劲，来来回回顾及那些反对的声音、质疑与顾虑呢？

 

　　杜老怎么不知道“农民没积极性”的成因！他从上世纪50年代就明白，土改之后中国农民有两个积极性，一靠个体劳动致富，二靠合作互助发展。当年他和邓子恢坚持的，就是要同时保护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不过后来急风暴雨推进的合作化、公社化，让上述农民的两个积极性都受挫伤。农民穷、农业弱以及农村不得发展的根子，就此埋下。形成这么一套因果关联，杜老是当事人，也是见证者，比我们这批不过下乡几年的后生远为知之深刻。

 

　　但是杜老还知道，完成公社化已经二十年，即便当下人们不满意其果，也不等于易除其因。譬如“把大田分给农户”，说说容易，真要分起来问题一大堆。以结果追成因，公社土地无非是土改后农民私产“入社”而成，现在要改，“土地回老家”是不是顺理成章呢——当年张三李四的土地，该谁家的就让谁家拿回去种，外戴一顶承包帽子，不就改革了吗？

 

　　以我所知，这等痛快淋漓的主张，在不少地方确实提出来过。杜老听到了，想了又想，然后轻轻问：公社化以后新生多少农民，组成多少个家庭？我们查了报告他，引出让我永志难忘的一个杜润生式问题——土地回老家，这么些个新家怎么办？那叫一语惊醒梦中人：好几亿公社体制下出生的新农民，一律回他们爸爸或爷爷的老家去分土地，上层建筑能不能通过另说，“下层建筑”里怕就要打起来。倘若出现此等局面，能算解决问题吗？

 

　　杜润生兵分两路。他在上层建筑里一步步为包产到户争取合法空间，又在村庄一级仔细搜寻能为大多数农民可接受的实际经验。结果当然是老家新家一起包产，全体农民家庭都获得集体土地承包权。“孩子”顺利产下，取名字、上户口就容易了：中国集体农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好家伙，那老长。没关系，农民自己简称分田分地。可惜不明就里的，还以为这不过都是些弯弯绕的文字游戏，哪里会明白，对杜老而言，能实际解决时代留下的问题，是他那代人的使命。

 

　　三、在问题里找办法

 

　　杜老要解决的问题，首推“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今人恐怕不容易相信，和平建设几十年，怎么还出现如此尴尬的局面？成因能够找出一堆，可以说上几天几夜。关键是怎么解决，怎么凑齐解决问题所必不可少的那一组条件。要知道，那时工业、城市、财政都帮不上忙。不是不想帮，是想帮也没那份能耐。

 

　　逼到墙角上，1979年重回制定农村政策岗位的杜老，转过来在问题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饭不够吃，饿饭最多的还是农民自己。农民不想吃饱饭吗？没有那回事。农民不但要吃饱，还屡屡希望、要求为吃饱肚子、过好日子而让他们多下力气搞生产。别“三农问题”说得朗朗上口，就以为农民是一个问题。农民不是问题，不但从来不是，还是解决问题靠得住的力量。真正的问题，是在我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里，充斥太多捆绑农民手脚、妨碍生产力发挥、又自以为正确无比的安邦治国妙计。

 

　　杜润生眼睛朝下的工作习惯，应该就是这么来的。余生见识也少，不过印象之中，像他这般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对底层自发行为如此兴致勃勃，如此渴望从中学点什么的，实在少见。说来奇怪，列宁文章几十卷，但到了我们这个地方，最广为人知的居然只有一句，“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维定式之下，“自发”总是坏的、危险的。不少人的为官之道，似乎天生下来就要与一切自发倾向作斗争。

 

　　多年批判包产到户，以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中国改革之际，在附加通过的农业文件里还留有“不准包产到户”的戒条。此时，若换其他够级别的人物主持农村政策制定，能有什么作为？何况杜老还犯过“历史错误”。他当年所犯错误，恰恰就是对过快、过急推进集体化持保留态度。好不容易重回岗位，再犯“右”的错误，知道不知道后果严重？

 

　　杜老顾不上明哲保身，解决问题要紧。1979年初，他重回国家农委工作，职务是排名靠后的副主任。是年三月，杜润生受命主持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专门研究责任制。背景是底层发生又一波包产到户，但各地以及中央机关意见分歧，有反对，有支持，有观望。时任国家农委主任以及排位在前的副主任——今天讲起来那可都是杜润生的“老板”——对包产到户皆持反对意见。会议开到中途，当时中央主席莅临讲话，强调发挥集体优越性。也在会议中间，人民日报发表著名的张浩来信，批评安徽、四川已出现的责任制，要求“引导”重回集体。

 

　　底层要突破、上层不赞成，杜润生夹在中间。磨来磨去，杜老只有妥协。不过“杜式妥协”很特别，他硬是把下面这句话写进了会议纪要：“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真是一手绝活：都孤门独户了，人家要包产到户，总不好反对吧？杜老看勉强可被接受，又加一句，对（非孤门独户情况下）群众搞了包产到户的，“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

 

　　“个人还能做多少事？”“我不过是农口的一个符号”——是这位老人家不以物喜的证言。

 

　　三十多年过去了，把这段神来之笔翻出来细读再三，让我领悟，如果改革免不了妥协，那妥协也可以分两种：一种纯粹和稀泥，除了“正确的废话”，什么实质的改革推进也没有。另一种为推改革而妥协，开不了大门开中门，要是连中门也开不了，那就先开一个小口子。底线是，保护自发实践的改革实验，让结果来说服人、教育人。杜老是达成后一类妥协的高手。他最为出彩之处，是重视、欣赏、爱护来自底层的自发实践。且不论他那一辈共产党人“不唯书、不唯上、唯实”的非凡勇气，若不是对农村底层故事了如指掌，哪里能够信手拈来，波澜不惊就写出孤门独户那寥寥25个字？

 

　　自发倾向里当然什么都有。还以底层冒出来的包产到户为例——土地刚刚包到户，但耕牛还属集体经营，结果家家抢着用牛，又都不好好喂，造成一批耕牛死亡。承包年限多长不明确，老乡担心政策变，用化肥多、施农家肥少，“掠夺式种地”。包山林的担心政策回收，干脆先砍树卖钱再说。家庭为本，多劳多得，有利生产；但对病弱之户，想多劳也无能力，出现新的贫困户。还有超越一家一户范围的水利公共设施，如何协调利用、如何组织维护。诸如此类，问题一个接一个。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要直面在解决问题中出现的新问题。改革路上到处有“问题串串”，常常是引出来的问题比解决了的还要多。

 

　　杜老的应对，还是在新问题里发现解决新问题的办法。他相信一条哲理：“问题”给人带来损伤，也逼人奋起寻找减轻损伤的办法。中国如此之大，能干的人哪里都有，只要眼睛向下，问题之处常常就有解决问题的努力与办法。杜老自己带头下去调查，也要求农口团队把调查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基本功。不但调查问题，更调查底层冒出来的能解决问题的点子和措施，衡量、选取可为全局所用的管用办法。

 

　　不过几年时间，中国靠责任制突破多年粮食严重短缺之瓶颈，靠多种经营、开放务工经商为数亿农村劳力打开增加收入之门。今日回首，说农村变革为后来中国经济腾飞奠定了一个基础，当不为过。其间，杜老主持制定的农村政策，没有哪一条哪一款是坐在机关里拍脑袋想出来的。杜润生出品的农村政策，不是发明，只是对底层经验的发现、集中和提炼。他领导的九号院，其实不过是农村改革实践经验的一个加工场，所做工作无非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如果非说也有发明，那至多是几个新词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疏通流通、土地转包、“允许自带口粮进城镇务工经商”，等等。每个词汇的内核，都是经过提炼的、浓缩的、精致的以便在上层建筑被接受和认可的底层经验。

 

　　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杜润生绝不接受对他自己所做贡献的赞誉。那本值得后人读之再三的《杜润生自述》，据说封底清样原来印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字样，被杜老看到，一笔勾掉。不知谁是这段广为传播佳话的现场见证人，不过读来令人觉得千真万确，杜老风范不允许他做出别样反应。

 

　　杜老平生当然是位难得一见的谦谦君子。几年前《经济研究》要笔者为他自述提供书评，我想不出恰当词语，只好从苏格兰伟大学者休谟的传记里，引出一句“人贵述己而不自诩”来予以概括。不是吗？那么一位毕生关注农村和农民、又被历史证明其所谓“错误”不过是先见之明的老人，回忆认知中国农村的来龙去脉，却没有一句自诩之词。反之，他诚诚恳恳地说，“我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见马国川，“杜润生：要给农民自由权”，刊《财经》2011年1月4日）。

 

　　不过，把“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一笔勾掉，却不是因为杜老的谦虚。凡了解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决策体系的，都知道在事实层面，杜润生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农村改革之父。离开党中央，离开邓小平陈云，离开胡赵万，“一号文件”就算写的出来也发不出去，何况中央文件从来就是在中央领导下准备、审议、通过、生效的。杜老当时的正式职务，是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在建制上对中央书记处负责，上面还有政治局和常委会。到杜老逝世，吊唁通知里标有他一生的最高职级，不过是写入括号的“正部级”——怎么说离改革之父的地位还远着呐。

 

　　我的理解，倘若杜老真是一言九鼎的农村改革之父，要东就东、要西就西，他对农村改革的贡献，反倒没有像后来实际呈现的那么大，他的思想和生命，也没有像后来实际展开的那么精彩。听来觉得比较妥贴的称誉，或是吴象所说“农村改革总参谋长”（见吴象：“杜润生：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刊《炎黄春秋》2012年第7期，第37－41页）——他参与决策，却并不是最后拍板人，其主要职责是为决策拍板做好一切准备。

 

　　杜老深谙决策之道。情况要明，又做不到全明，所以要尽可能掌握全部相关的实际情况。判断或偏，要仔细反复推敲，把最接近正确的判断，扼要表达清楚。拍板时分，难免有一些担心与顾虑，要备下针对性强的说明，避免问到答不出，白白错过决策的窗口期。建议方案不可只有一套，最优次优次次优，反正多多益善。还要认准即便“科学决策”，非理性元素还是免不了飞来飞去，有备为上。更要对政策出台后可能的各方反应，预作估计、预想化解办法。难度最大的，是明白农村事项与全局的关联——1980年长期计划会议，杜老说动国务院领导人允许贫困地区包产到户的，正是减轻国家返销粮负担，不让农村落后地区拖腿翻两番。机缘巧合，1980年代让我等后生一窥中央农村政策形成过程，才知道那一盘大戏，“总参谋长”不是好当的。

 

　　国家权力在杜老眼里，从来不过是一件公器。过去的教训让他明白，底层农民自发动作再精彩、地方选择再对路，若不被中央政策吸纳，不能获得全局范围的合法地位，那就无从制度化解决问题。杜老对照亲历事件问：“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却未获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风行全国，从而振兴了农业”？他的回答，“一种关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众创新加上政治组织支持这两方面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见《杜润生自述》，第127页）。这样看，国家权力诸种必要职能当中，很重要一项是提供合法化服务——把底层自发解决问题的办法，加工、完善成全局政策与法律，避免饿得不行搞“权宜之计”，吃饱了饭再折腾。

 

　　从制度演化的角度，要根本解决问题，国家权力不可或缺。不过，权力有副产品，带有极强的腐蚀性。杜老对他帐下的年轻人，别的都不怕，就怕受权力侵蚀。比之今天，上层建筑特别是中央机关，上世纪80年代多少还笼罩着较多神秘性。官本位悠久的传统里，神秘也是特权来源。小本本上记几个大领导的电话，能唬一大片人哩。杜老对此事防得紧，发展所自成立起，他就规定不走行政级别、不走官道，行科研体制。他还特别不喜欢年轻人接触高层就跑到外面吹牛摆谱。他花很多时间与年轻人在一起谈天谈地，不过谈来谈去都是农民、农村和国民经济，从来不扯级别、升职、待遇、房子，仿佛根本就没有那些个“实际问题”。他关心年轻人，着眼点是思想、情操、认知能力。真有妨碍工作的实际困难，他会派得力干部一锤子解决。反正那时杜老领导的九号院，风正气清，有口皆碑，从来没有“诱以官禄德”那一套。也是种豆得豆吧：杜老90大寿讲得最开心自豪的一句，是九号院“没出一个贪官”！

 

　　古人所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杜老是做到了的。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与邓子恢一起被批评为“小脚女人”，革职改行到科学院。当时杜老的精神状态，后辈无缘亲见。不过读吴明瑜的回忆，杜老为保护科学家不受冲击，提出知识分子已经实现“初步红”。他还与张劲夫一起，当面向毛主席提出在科学院自然科学家范围里不打右派的“大胆”建议（见南方周末记者钱吴平的采访稿，“杜润生：不仅是农民的朋友”，2015年10月19日）。杜老应该没时间为己而悲，否则连自家是不是红都说不好，怎么还管人家红不红呢？

 

　　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杜老之红当无问题。上上下下的信任、欣赏、赞扬与推崇，久久围着杜润生。他逝世之后，网上传来多少发自肺腑的溢美之词，不少在当年就有耳闻。不过杜老属于“越受赞、越谨慎”那种特殊材料制成的大写之人，从没一点志满意得，更不见丝毫盛气凌人。遇到赞扬实在躲不开的场合，他会自我调侃一番，切换题目而言他。“个人还能做多少事？”“我不过是农口的一个符号”——是这位老人家不以物喜的证言。

 

　　孰料杜老究竟红还是不红，后来又成为问题。据他秘书刘伯庸记录，1989年7月14日下午5：25，杜老在九号院他自己办公室里，信笔写下“洛阳亲友若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写时老人家神色异样，“他的眼眶湿润了，泪水开始聚集并在眼眶里打转”，“他哽咽着，用两只大手不停在自己的脸上擦着，抹着”。伯庸跟杜老多年，从没见过老人家有这等神态，于是那一刻就永远印在他脑海之中（见刘伯庸：“一片冰心在玉壶”，刊财新网，2012年9月2日）。10月23日在八宝山，我和伯庸排在一起等着向杜老最后鞠躬告别，我问他那件事是怎么个由来，伯庸说在上苍也为之动容那一幕之前两天，1989年7月12日，杜老接到解散农研室的正式通知。

 

　　杜老不会哭自己。他哭的是失去农研室这个平台，还怎么继续工作？历史好吝啬，满打满算只给杜润生不到十年时间，可要解决积重难返的农村问题，还有多少工作要做！别的不提，就是广受老乡欢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久不变”也还没完全落实。1988年夏天在贵州遵义，杜老最后一次组织全国性农村政策研讨会，细听湄潭试验区汇报，对农村内生的“人口变动重分承包土地”机制有深刻理解，也支持把“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湄潭经验，相机推向全局。可惜转到来年，形势已容不下那些改革的细活，甚至连九号院也被列入解散之列。

 

　　我自己见过杜老神情异常，是1993年。那时还在UCLA读书，受毅夫之邀，回国参加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筹办研讨。到杜老家探望，谈着谈着，老人家谈到曾有人不同意给他办重新登记——那意味要开除杜润生的党籍！后来陈云同志出面讲话，才制止了这出如果办了“将来还会平反”的荒诞剧。杜老讲到这段时，神情痛苦、几近落泪，为我多年接触老人家所仅见。他难道是为自己伤心吗？我想不是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们这个伟大文明还怎么吸引优秀分子为之努力奋斗？

 

　　《杜润生自述》的下篇，以约占全书一半的篇幅，收入杜老离开农研室领导岗位之后的文稿。远离权位，他关注的问题还是一以贯之。如果说有变化，那就是视野更广阔、言说更直白。阅读这些文字，让我们知道，晚年杜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惟常怀其忧。忧些什么呢？他忧农村改革裹足不前，忧农民无从持续提高收入。他也忧进城留乡的农民权利无保障，农民难以解决农民自己的问题。杜老更忧中国过不好市场关、民主关，在现代化的路上走歪。

 

　　文字之外，晚年杜老还留下不少闲闻逸事，展示他的胸襟。印象至深有三件：一是多年住院的他，时不时一觉醒来，以为还在九号院，嚷着要护士赶快招呼锡文们来开会。二是有次杜鹰贴着他耳朵报告粮食增产，杜老听得笑出声来，竖起大拇指喃喃自语“粮食增产、粮食增产”，一副当年听汇报时的“杜主任神态”。三是2007年春，高文斌在病房拿出一张字条让前来探视的后生传看，但见杜老手书，“你们要协助岐山同志管好金融”。读罢忍不住摇头：老人家不知道他的弟子早就东西南北、干甚的都有吗？像区区在下在学校教书，哪里会懂金融，有心协助也帮不上忙。不过大家理解杜老，他是在位正能量、离岗还正能量，永远是国家人民事业的正能量。于是几个后生一起对静卧病榻的杜老连连点头，协助不了也要协助。

 

　　杜老95岁前后，健康状况下了一个台阶。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很担心老人家随时离我们而去。但过了那道坎，杜老身体稳定下来，过了一个生日又一个生日，让大家觉得他似乎从此再也不会离开。没想到，102岁的杜老在人们各忙各的时候，突然平平静静走了。更没有想到，那么多从来没见过杜老的年轻人，一样为老人家离去由衷伤心难过。我任教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也就是杜老生前一直支持、鼓舞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群同学一定要送花圈、一定要到吊唁现场与杜老作最后的告别。他们都是80后，有位农村来的孩子讲的真切：没有杜老的奋斗，我们会是另一种命运。这让我相信，在有机会直接受教于杜润生以及更多没赶上那个机会的人们的心目中，杜老风范长存。

 

　　杜润生人物小传：

 

　　杜润生（1913年7月18日-2015年10月9日），原名杜德，男，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山西省太谷区阳邑村人。1932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

 

　　杜润生是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他多次向中央谏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015年10月9日晨6点20分，杜润生先生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杜润生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农村改革的重要推动者。

 

　　荣获改革开放四十年智库建设4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