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树立正确世界观的重要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今天，我们着重谈一谈“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话题。我们要交流的具体问题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联系观与刺激应变原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发展的三大任务。

 

　　一、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人生在世，几乎所有人都会产生关于宇宙万物、社会人生等问题的看法和认识。初唐诗人陈子昂登幽州台时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犹如一道闪电划破长空，照亮苍穹。

 

　　人们对世界的观察和认识，常常通过发问的方式表现出来。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在《天问》中对天地、自然、社会、人世等一切事物进行了170余次发问。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月夜春江边抒发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的感慨。法国画家保罗·高更创作油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万国宫发表历史性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三个“哪里”，即“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表达了当今中国对人类命运的关心。

 

　　什么是世界观？世界观是人们对于所处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问题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世界观人人都有，但大部分人的世界观都是零散的、自发的。“人是什么”“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思考，这是两个非常深刻且极具哲学意味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思宇宙之宏大、发人生之感慨时，可能是在关注重大的哲学命题。对于这类问题，一些人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人说，人生实苦，但请足够相信还有诗和远方。古人说：“自古人生最忌满，半贫半富半自安。”

 

　　只有科学的世界观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世界的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卡尔·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逝于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去世的第二天，一家英国资产阶级报纸就迫不及待地刊文说：“红色博士杜撰共产主义社会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逝世了，在他逝世之后，他的追随者剩下不足三百。但愿他幻想的学说会随着马克思之死而死亡。”历史事实与这一愿望恰好相反，马克思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时至今日，他的思想依然深刻而强烈地影响着全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50卷，53册，约3200万字，收入马克思、恩格斯的2000多篇著作和4000多封书信以及400多件文献资料。

 

　　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主要表现为其哲学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理论依据和锐利思想武器。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170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关于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发展的。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发展，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占有一定的空间，并遵循着内在规律。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出现了生命。而人凭借着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生产劳动，将自己和动物区分开来，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的推动下，依次经历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主要包括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等。其中，辩证唯物论包括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等；唯物辩证法包括联系观、发展观、矛盾观、否定之否定规律等；认识论包括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原理、现象与本质相互关系原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等；唯物史观包括社会发展观、社会基本矛盾论、群众观等。

 

　　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高度统一的。我们党的许多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工作原则和做法等都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寻找到根据。例如，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对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的具体运用。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对唯物史观中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的具体运用。党始终坚持或强调继承性和创新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时间观的具体运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时间、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形式。时间，除了一维性或不可逆性之外，还具有持续性或连续性、间隔性或阶段性等特点。正由于事物在时间长河中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前后的持续性或不间断性，我们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和继承事物发展的成果，不能全盘否定。要把好的、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把不好的、没用的东西扔掉，不能搞形而上学的全盘否定论。

 

　　说到不能全盘否定的话题，我们就聊一聊改革开放前后的关系问题。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主要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两个历史时期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不能将其割裂和对立起来，更不能用一个否定另一个。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就是“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述。

 

　　前一时期的实践探索为后一时期的改革开放提供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比如，1972年2月21日—2月28日，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这为日后的改革开放提供极为重要的国际条件。

 

　　事物的发展，既具有前后的关联性或不可分性，还具有间隔性或阶段性，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实践任务。我们要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要求，不断进行变革创新。我们平时所说的机遇或时机，是指在时间链条上出现的、短暂的，有利于事物发展的时间点。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说法，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我常讲，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智和志就是内力、内因。我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就讲‘弱鸟先飞’，就是说贫困地区、贫困群众首先要有‘飞’的意识和‘先飞’的行动。没有内在动力，仅靠外部帮扶，帮扶再多，你不愿意‘飞’，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在，一些地方出现干部作用发挥有余、群众作用发挥不足现象，‘干部干，群众看’、‘干部着急，群众不急’。一些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表达了什么哲学道理？就是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原理。简单说，内因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外因是事物之间的矛盾，二者在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同时存在，缺一不可，但二者的地位作用又是不一样的。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外因对事物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但必须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贫困群众脱贫的意志、愿望，也就是他们的自觉性、主动性是内因，是第一位的因素；干部的帮扶是外因，是第二位的因素。只有外因的作用，没有内因的积极主动，是无法真正脱贫的。所以，要高度重视贫困群众自身的作用，启发他们的智慧，激发他们的志气。

 

　　守株待兔为什么不可取，因为这是将偶然性当成了必然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必然的，但瓜有多大、豆有多少，则是偶然的。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如果把可能性和现实性混淆起来，则是十分可笑甚至有害的。《燕山夜话》里讲过“一个鸡蛋的家当”的故事。一个贫穷的小市民偶然间捡到了一个鸡蛋，很开心地告诉妻子自己有了家当。他举着鸡蛋和妻子畅想，幻想这个蛋能孵出鸡，鸡再生蛋，再将鸡和蛋卖掉，用钱买牛，牛再生牛，之后就会有很多钱。这个人越说越得意忘形，甚至打算用钱娶小老婆，此话一出，惹怒了妻子，将他的鸡蛋打碎了。这个小市民的想象力很丰富，但却将抽象的可能性当成了现实性，才做了一场虚妄的梦。

 

　　马克思指出，如果没有小偷，锁就不会达到今天这样的完善程度；如果没有伪造钞票的人，银行券的印制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完善；如果商业中没有欺骗，显微镜可能就不会应用于通常的商业领域。这段话反映的是事物的矛盾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正非在《华为的冬天》里指出，“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居安思危，任正非正是用矛盾思维在考虑问题。

 

　　三国时期，刘备在临终前对他的儿子刘禅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是说，不能因为是小的坏事就去做，也不能因为是小的好事而不做。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哲学道理，虽然从数量上看，“善小”和“恶小”都是小事，但是小中见大，积少成多，量变能引起质变。俗话说“小时偷针，大时偷金”，偷针是小事，但无数次的小恶终会酿成大祸。

 

　　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要关注细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如果开始就咬耳朵、扯袖子，在执纪方面抓得很紧，可以让多少人避免违法？过去形成了这么一种现象，就是不到违法的程度大家都可以‘包容’、‘宽容’，到了违法就由他去吧。这是对党和干部不负责任的表现。空军的同志说，培养一名飞行员要花相当于其体重一样重的黄金。我们培养一名省部级干部要多少代价？很多干部从基层做起，慢慢成长起来，最后毁于一旦，一失足成千古恨。出问题的人之前就会有迹象，为什么不及时帮助他们认识和解决问题呢？这就需要把纪律挺在前面。”可见，如果能在量变阶段就及时指出问题并加以纠正，也是在挽救出错的干部。

 

　　二、马克思主义联系观与刺激应变原理

 

　　当我们抬头仰望星空时可能会想，大千世界、宇宙万物究竟是什么样子。对此，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我们周围的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现实世界。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联系是指一切事物、现象之间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唇亡齿寒”“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些都反映了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联系具有普遍性、多样性、客观性等特征。事物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三个“相互”，即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在社会领域主要表现为“刺激—应变”或“刺激—反馈”的作用模式。通过这种作用模式，联系着的事物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实现各自的运动变化，由此形成了对“刺激—应变”现象进行概括的刺激应变原理。在社会实践中，刺激应变原理对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在刺激应变原理看来，刺激主体作用于受激对象，受激对象通过自身应变回应或反馈刺激主体的作用，从而维持或调整刺激主体和受激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促使刺激主体和受激对象在质和态等方面发生变化。

 

　　在社会领域，国家间的博弈更能反映“刺激—应变”作用模式的功能和意义。一般来说，国家间存在着两个方面九种具体的刺激应变情况。从刺激方或刺激主体的“刺激”作用来看，有如下四种情况：第一，干预型，即刺激主体对受激对象进行各种形式的干预，如军事侵略、经济制裁、文化政治方面的渗透等，促使受激对象发生刺激主体所希望的变化。这是一种以武力的或不友好的方式进行的“刺激”。第二，援助型，即刺激主体以一种相对友好或和平的方式，往往也是用受激对象较为接受或欢迎的方式对受激对象进行作用，如经济援助、技术支持等，通过这种援助或支持，促使受激对象发生刺激主体所希望的变化。第三，激励型。激励型又分为示范型激励和压力型激励。示范型激励是指刺激主体自身发生了巨大而强烈的变化，如经过改革或创新等而变得强大或富裕起来，从而对与其有利益关系的受激对象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迫使受激对象也采取同样的做法以取得与刺激主体之间关系的平衡，这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能促进共同发展的刺激应变模式。压力型激励是指刺激主体的发展，给一些国家带来了压力，使其采取了一些阴损性的做法，来阻挠刺激主体的顺利发展。第四，衰败型，即刺激主体因自身的失误或内乱等原因而发生了衰败性的变化，从而导致受激对象针对刺激主体的衰败性变化而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如入侵或出手援助等。需要说明的是，当刺激主体发生了衰败性变化时，就会由刺激主体变成受激对象。因此，对国家来说，维护自身的团结稳定以及在团结稳定的氛围下实现发展非常重要。

 

　　从受激对象的“应变”或“反馈”来看，有如下五种情况：第一，自卫防御型，即针对刺激主体的入侵或制裁或渗透等，受激对象或奋起反击，或积极补救防御，以维护自身利益。第二，接受型，即受激对象积极接受刺激主体的援助或支持，从而发展完善自己。第三，奋起直追型，即针对刺激主体的增强性变化，受激对象不再漠然视之或袖手旁观，而是受此影响或利用刺激主体的发展变化所带来的机会，通过自我改革或学习借鉴等做法以发展壮大自己，从而呈现出一种奋起直追、迎头赶上的态势。第四，阴损型或“使绊子”型，即针对刺激主体的强大性变化，与其有利益关系的受激对象使用各种手段予以阻挠、破坏刺激主体的发展。第五，反制型，即针对刺激主体的衰败性变化，受激对象进行反制或入侵或插手干预以攫取自己的利益。

 

　　刺激应变原理不但能够解释说明大量的国际关系现象，还蕴含着指导中国发展的方法论方面的启示。根据刺激应变原理，事物之间，尤其是在社会领域上，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对等的。刺激主体一般处于主动的、占据优势的地位，能使关系模式按照自己的意愿发生改变或调整；受激对象往往处于被动的、受支配的地位，对关系模式的状态及走向的影响力有限。在国际社会，有实力的发达国家往往处于刺激主体的地位，占尽种种优势，甚至一些国家任性妄为、为所欲为；实力弱小的国家往往处于受激对象的地位，被动应付、处处受气。

 

　　第一，在当今国际关系这张巨大的刺激应变关系网中，中国要牢记“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努力使自己通过改革发展一直处于刺激主体的有利地位。目前，我们在一些方面还处于受激对象的“下位”，如一些硬实力不够硬，软实力又太软，在一些方面还受制于人。因此，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要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基本论断，努力使自己在许多重要方面或领域处于刺激主体的“上位”。

 

　　第二，即使中国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占据了刺激主体的“上位”，中国也绝不能做霸权国家或蛮横无理的“霸主”。根据刺激应变原理，刺激主体和受激对象的身份地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经常会发生位移或互换，因而所谓的“霸权国家”并不会长久。对中国而言，我们只能走示范型激励的道路，即要通过自己的发展来带动和促进别的国家的共同发展，使自己的发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正能量”。

 

　　第三，今天的中国正在通过改革创新走向强大和富裕，但不断发展的中国还面临着比较大的外部阻力，如一些周边国家包括美日等国对中国进行围堵，并对中国制造摩擦等。对此，一些国民感到相当困惑和不安。其实，在中国不断发展强大的进程中，国外一些国家的反应甚至是不友好的、恶意的反应都是正常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事实上，根据刺激应变原理，我国的发展强大在国际上至少能引发两种不同的“应变”：一是学习借鉴型或见贤思齐型的应变；二是阴损型或阻挠型的应变。对此，我们要抱有平和包容的心理，要认识到这是一种客观的甚至是必然的现象，不必大惊小怪、惊惶失措。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为我们应对任何挑战和考验打下坚实基础。

 

　　第四，我们对中国的发展壮大及其产生的世界性影响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在刺激应变原理的视阈内，中国的发展会导致自身角色和影响的复杂化现象。一是，我国目前是“刺激主体”和“受激对象”的统一体。一方面，作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成为了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一些国家也在向中国学习，更多的国家则要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列车与我们一道前进，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处在了刺激主体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在一些领域和世界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某些国家对中国进行渗透，企图“西化”甚至分裂中国，我们又处在受激对象的地位。二是，就我国发展的“刺激效应”而言，可谓是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统一。一方面，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正能量，中国的发展当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在发展中自身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如发展方式的粗放、对世界能源资源需求量的增加等原因，引起了其他国家一些人的误解、恐慌甚至不满。三是，就对我国发展的“应变”来看，这种应变在作用上是良性应变和非良性应变的统一。针对这种复杂化现象，我们该如何应对？总的方略是坚持发展，这种发展是科学发展，是全面、协调的整体发展。如何实现整体发展，关键是要处理好发展中三大任务之间的关系。

 

　　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发展的三大任务

 

　　物质世界既是普遍联系的，又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在唯物史观看来，社会运动的主体是人，社会运动的具体方式是人的实践活动。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实践是人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是人特有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对象性活动，主要包括人的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科学文化实践等。

 

　　实践与认识密切相关，人的正确认识都是从实践中来的，也就是所谓的“实践出真知”。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公安系统出了一位奇人，叫马玉林，被誉为“神眼”。马玉林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是能从人脚印的轻重、深浅等情况，分析出人的年龄、性别、身材等特征。无论是在沙土、硬地上，还是在雪地或雨天中，他都能辨别脚印，进行追踪，甚至能跟随现场留下的脚印一路追到嫌疑人家里，侦破了无数大案。这一本领是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马玉林是内蒙古赤峰人，小时候家境贫寒，很小便为有钱人家放羊。为防止羊走失或被盗，他在放羊时总是跟在羊后面潜心钻研羊的踪迹，从羊的走向、羊蹄着地的硬度、下踏的深浅、步子的大小等痕迹，识别羊的大小、公母、肥瘦、体征、毛色等。经过实践与摸索，他的判断能力日益准确。在他的羊群里，只要有羊走失或被盗，基本上都能被找回来。

 

　　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面临的任务或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三点，分别是逐利、强力和明理。人为什么要开展实践活动？这完全是在自身需要的推动下进行的。实践是人满足自身需要的根本途径，在需要的驱使下，人通过实践活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并将生产出来的东西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利益。因此，获取利益始终是核心要素，起着统领性的作用。

 

　　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力量发挥、运用、展现的过程。也就是说，在人的实践中蕴含着、折射着或体现着一种力量，只有运用这种力量，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利益。我们称这种力量为“实践力”。具体来说，实践力主要包括生产力、科技力、国防军事力、思想文化力以及创新力、组织动员力、调控力、传播力等。

 

　　如果只有利益或力量，那么人的实践活动就和动物维持基本生存的活动没有什么区别，人就会成为人化的“狮子”和“老虎”。人的实践活动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显性原因是人会制造并使用生产工具进行劳动，深层原因是人的实践中包含着“理”的因素、蕴含着人所特有的理性力量。实践中的理，也称理论工具或理论手段，是人们在逐利实践中的观念认识、理论指导、行为准则、价值追求等的总称，或是关于人的实践活动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之类的东西。

 

　　“理”的内涵很丰富，主要包括以下五点。一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事物的本质、规律、属性、条件等的认知把握，从而为实践提供认识论的支撑。《任正非正传》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从北大毕业的高材生刚刚入职华为，就将自己对公司经营战略等方面的看法写成一封“万言书”直接交给了任正非。原以为自己独到的见解能够打动领导，结果任正非的批复是：此人如果有精神病，建议送医院治疗，如果没病，建议辞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毛泽东同志的说法表明了认识世界对改造世界的重要性。二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在把握事物本质、规律、发展趋势等的基础上，分析探讨人们行动的方式方法、原则要求等，从而为人的实践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三是从价值观的角度看，探究实践活动的价值意义、方向目标等，从而为人的实践提供价值观的引领。四是从宣传论的角度看，通过适当而有效的方式或做法，向其他时空的实践主体或发展主体宣传、展示、解释“我”之实践活动的做法、目的、意义等，以获得其他时空实践主体的认可、同情、支持等，起到一种交流互动的作用，由此产生传播影响力。五是从激励论的角度看，以美好的发展愿景或发展蓝图激发调动大多数社会成员积极投身于现实的实践活动或发展潮流中去，从而形成发展的合力，由此构成激励动员力。

 

　　我们看一下利益、力量、道理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就利益和力量之间的关系来看，利益具有源头性、目的性，起着决定和支配的作用。力量是实现利益的手段和保障。没有力量，也就无法实现利益，即使获得利益，也无法维护或巩固。一般来说，有多强的力量就有多大的利益，这就是“力强则利大，力弱则利小”。许多处在贫穷落后状态的国家，不仅仅是利益上的“穷”，更多的是力量上的“弱”。只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才能维护国家利益。所以，要想实现更多自我利益，就要增强力量。

 

　　其次，我们再来看利益和道理之间的关系。道理的现实基础和落脚点是人的利益，利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支配着道理的形成。有什么样的利益就会有什么样的道理。没有利益，特别是物质方面的利益，道理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道理对利益同样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一方面道理从理论观念的角度，关照、反映、说明、维护、指导着人们以力量为中介的获利活动；另一方面道理对人的逐利活动起着解释、宣传、说明等作用。

 

　　最后，我们来看力量和道理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道理受制于利益和力量。“谁的拳头硬，谁的嗓门就大。”有力量往往有道理。“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也就是说，要想讲道理，就要有力量。另一方面，道理对力量有重要的反作用，道理对力量的生成及其使用发挥着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等的指导作用。通过道理，人们能够认识力量，把握力量的本质和规律；通过道理，人们也能够获得一种科学的力量，并使这个力量更好地为自己服务。如果没有道理，力量往往带有粗放性和野蛮性，道理使力量自觉化、科学化、文明化。科学的道理与科学的力量紧密结合，才能更好地实现利益。总之，利益是力量的源泉，力量是利益的器具，力量强则利益大，有力量才有道理，而道理能转化为利益和力量，能使利益和力量合理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样也内在地包含着利益、力量和道理这三个关键性要素。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同样承担着逐利、强力和明理这三大根本任务。首先，我们的发展具有逐利性，这是我们发展的宗旨和核心。这种逐利具体表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次，我们的发展具有强力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的“三个前所未有”科学论断。最后，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在“理”这个方面进行着重大的建设创造工作。例如，我们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同时，我们在逐利、强力和明理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或不足。比如，在逐利方面，出现了功利化、贫富分化等问题；在强力方面，出现了协调性、创新性不足等问题；在明理方面，存在道德滑坡、信仰缺失、诚信淡漠以及“弱声”“自言自语”甚至“失声”“无语”等话语权旁落的问题。出现这些问题，与我们对逐利、强力和明理的内在关联性认识把握不够或不到位有密切联系。相对而言，我们在逐利和强力方面做得比较好，但在明理方面就做得很不理想。明理方面的不足成为我们发展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短板。其突出表现就是在当今国际社会，我们的话语权还不够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国际传播能力不强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的声音。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一个关键性的举措是要走整体发展之路，既要建设物质、技术上的大国、强国，更要建设思想文化上的强国，要加强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只有实现各种力量的协调平衡发展，才能实现强起来的奋斗目标，进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邱耕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