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浩:“旧海洋时代”到“新大陆时代”转型中的国际关系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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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23-03-30  来源:未知


  •   当前的国际局势虽然纷繁复杂,但是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和巨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同时国际关系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旧历史转化的时期,国际关系非常复杂、动荡。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可以说,现在的世界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人类社会何去何从,需要各国人民去认真思考和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增强了我们的历史自信,同时也让我们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让我们更加有力地推动人类社会向着正确的方向演进和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本期报告,我想为大家讲解的就是在当前的历史大背景下,以及当前的地缘环境中,中国应该如何处理好国际关系,并且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近现代地缘政治与海洋时代
     
      我们想要处理好当前的国际关系,就要对历史有所了解。我们知道,中华文明、古埃及文明、西方文明等都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些不同人类文明的产生,在实质上都是基于特定的地缘环境而来。我认为,地理是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建构的客观基础。无论是古代的人类文明,还是近代西方主导的所谓的海洋时代,再到“新大陆时代”的来临,都是基于特定的地缘环境而出现的。我要强调,地理环境有两大基本特征,一个是地,陆地;一个是水,海洋。
     
      人类是陆地动物,因为人类文明的建构首先要基于大地。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国家形成以后,就产生了国家间的关系,并形成了国际社会。可以说,国与国的关系也是基于特定的地缘环境。所以,我的观点是人类文明和国际关系的建构都是基于地缘环境建构的。
     
      在古代,人类文明更多是基于欧亚大陆来建构的。直到今天,欧亚大陆的人类文明的基因、样式等,都能找到文明源头和逻辑联系。
     
      例如:中华文明以及中国周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亚文明体系,之所以延续至今,是因为儒家文化的连续和发展。西方的文明世界同样有着西方文明的特色,这一特色同样延续至今。此外,像南亚、西亚、中亚、北非都有自己的文明体系。这些文明体系自形成以后,一直存在,一直产生,一直发展。这些不同的文明体系在特定的地缘环境中产生,在古代形成了相对平衡的文明体系分布。我把这称之为一种基于欧亚大陆地缘环境形成的文明平衡分布。
     
      以中华文明为主的东方文明体系和欧洲文明体系,在很早的年代就产生了联系,连接两大文明体系的“通道”就是丝绸之路。可以说,在古代,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基于大陆建构的。比如,东方文明体系是基于东亚大陆来建构的,同时还和海洋连接,这就是东亚的地缘特征。那时候,在陆路,东亚文明通过中亚与欧洲文明交互相连;在海路,则通过海洋连接中东与欧洲。
     
      从14世纪到18世纪,基于欧洲大陆的西方文明通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建构了一个工业化的欧洲。工业化的欧洲超越了农耕文明,形成了强大的工业力量,自此欧洲从大陆走向了海洋。之后,西方通过海洋,以武力的方式征服了非洲、北美洲,以及大部分的亚洲,形成了西方主宰的殖民体系。近代的世界,我们称为海洋的时代。可以说,在当时,控制了海洋就能控制世界。
     
      国家有机体学说是西方地缘政治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提出。1901年,拉采尔在《国家空间增长的规律》一文中,将一个民族看作是一个生命有机体,认为一个寻求领土(生存空间)扩张的国家就好像是一个正在生长的生物有机体寻找生长空间一样。
     
      在拉采尔之后,瑞典政治学家契伦将地缘政治学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地缘政治一词也就此出现。
     
      19世纪,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认为,占据东欧是控制“心脏地带”的关键,并把他的全球战略思想归纳成三句话:谁统治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
     
      19世纪,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提出了一个概念,即海权。马汉指出,当时的大英帝国为什么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因为英国通过商业力量和军事力量控制海洋,通过控制海洋就能控制与海洋相关的大陆地区。
     
      边缘地带论是地缘政治学的一种理论,由美国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派克曼提出。边缘地带包括大部分欧洲、中东、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斯派克曼认为:“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边缘地带论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战略政策的制定产生过重要影响。
     
      可以看出,不管是以上哪种理论,有一个事实是,近代的西方列强通过海洋的扩张,建立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形成了西方主导的海洋时代。
     
      时间进入21世纪,西方国家仍然想用“谁控制海洋,谁就控制世界”的定律来主导世界。但这个“定律”在21世纪还能起作用吗?我认为,当前的国际关系已经进入新时期,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来临了,那就是“新大陆时代”。
     
      二、地缘文明与“新大陆时代”的来临
     
      在海洋时代,西方世界通过控制海洋来控制世界。扩张和征服是西方对外方针的主题。对霸权的追求,让国家间产生了对抗,所以,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战争不断。
     
      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大国不能欺负、侵略,甚至是占领小国。陆地力量和海洋力量不是对立的,而是协同的。因此,西方的地缘政治逻辑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中,是起不到决定性作用的。当今,我们应该建构一种新的地缘分析理论来进行国际社会的建构。在这里,我提出一个概念,叫“地缘文明”。
     
      人类社会毕竟是一个文明体,不同文明间的关系自古就是相互交融的。所以,我们不能只是从政治角度来理解国家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像经济、文化、种族等都是在国际交往中需要考虑的。我认为,西方所谓的地缘政治学的学理过于单一。如果只注重国家间的竞争和对抗,那世界的前程将会是一片灰暗。我认为,中国国家战略的建构应该基于地缘文明的分析框架来思考。可以说,地缘文明是一种基于地缘政治基础之上的人类文明建构。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就是以国家战略的选择角度来看待文明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冲突的。但是这个结论是不合理的,因为文明之间不一定必然冲突,应该是交融与合作。
     
      “文明冲突论”把世界划分为八个文明板块,预测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冲突将在这些文明之间进行,世界将呈现文明间集团对抗的情况。这一由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影响最大,同时也饱受批评。就今天来看,“文明冲突论”,既没有预见到后冷战时代国际冲突的形式,也没有阐明时代发展的大势。
     
      当前,在国家间、民族间、文明间不仅有地缘政治的关联,还有地缘经济、地缘文化、地缘族群的关联。所以,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只是片面、狭隘地分析了人类文明间的关系。而地缘文明则是更加宏观、系统、全面地看待人类社会。
     
      从地缘文明的角度出发,可以说世界是一个大的文明体系,国家之间通过区域文明体系的建构,可以实现区域合作一体化。在这个过程中,国与国之间可以互相学习、借鉴。同时,还可以建构人类文明的平衡体。
     
      人类文明在农耕时代,就已经蓬勃发展了。在那个时代,地缘因素决定了不同文明的发展过程与内涵核心。到了近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让西方国家取得了长足进步,人类社会也进入了海洋时代。到了21世纪,西方在逐步衰落,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朝着我们走来。当今,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把这个时代称为数智时代。数智时代是陆海共生、陆海协同的时代。
     
      新时代,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其中中欧班列将亚洲和欧洲连接了起来。中欧班列是运行于中国与欧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集装箱等铁路国际联运列车,是深化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互联互通推动沿线各国和地区发展战略的对接和耦合,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联通和贸易成本,发掘区域内部和不同区域之间的市场潜力,提升“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效率和水平,实现各国投资增加、需求扩大、就业增长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了欧亚大陆各区域的网络化的建构。现在欧亚之间有诸多“流”连接,即水流(跨境河流)、车流(高铁、高速路、航空、海路)、电流(西电东输-电力贸易)、油(气)流(西气东输)、物流(电子商务)、钱流(亚投行、丝路基金)、人流(人才、旅游)、文流(文化交流)、信息流(网络虚拟空间的联结)。
     
      人类社会回归大陆获得了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支撑。过去阻碍人类文明交往的客观地理障碍正在或已经得到克服。科技飞速发展,亚欧大陆成为信息化支撑下的新技术和新产业运用的核心平台。中国的特高压输电网络惠及国内,并且已经走出国门,亚欧大陆的超级电网正在萌芽。穿过崇山峻岭、跨越深谷激流、直入沙漠戈壁的泛亚公路铁路的建构,真正实现了“天堑变通途”。我国的高铁网络已初具规模,将来还要建立地跨亚欧大陆的超级高铁网络。
     
      人类历史的演进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国际关系形态也将随之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社会的建构必须要升华。因此,国际关系需要形成新的形态,以超越“海洋时代”的强权政治逻辑。“新大陆时代”是指人类社会将重新回归大陆,大陆将成为国际社会建构的核心基础,国家之间将在大陆上建立便捷的互动关系。在“新大陆时代”,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间的关系将是陆海联动的良性互动,国际社会建构的行为逻辑将是陆海协同模式。“新大陆时代”的来临,决定人类社会的建构要回归大陆本体。所以,古代的一些文明体系将再一次回归,再一次复兴,同时再一次升华。
     
    (苏浩: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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