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国际资本为何制造经济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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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1-11-09  来源:未知


  •     掌握信息与话语权优势的国际投行,频频唱空中国经济的背后,不外乎出于两大动机:一是利用国内投资者对其普遍存在的迷信心理,在中国市场低成本获取超额利润;二是配合母国实施的国家竞争战略,试图在垄断中国经济话语权的同时,帮助美欧继续维持在金融与产业分工领域的顶层地位。中国必须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高度警惕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

        在全球棋局中地位日渐显要的中国经济,最近被国际投行、信用评级机构以及相关市场人士纷纷“盯上”,认为受到通胀困扰的中国经济不仅有可能硬着陆,甚至有走向失控的危险。其中以摩根大通、高盛、标准普尔以及瑞士信贷等国际投行与评级机构表现得尤为活跃。它们或者研判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正在迅速攀升,进而调低了对中国经济增长指标的预测;或者断言中国楼市与股市可能面临崩溃;或者认定中国已经错失了抑制通货膨胀的良机。上述机构的观点还得到了“金融大额”索罗斯和“末日博士”鲁比尼等人的呼应。例如鲁比尼就认为中国经济很可能在2013年后遭遇一场硬着陆。尽管索罗斯们的观点遭到了另一重量级市场人士史蒂芬·罗奇的强烈质疑。

        利用国内投资者的迷信心理低成本获取超额利润

        其实,从经济增长与竞争变迁的过程来看,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成就巨大、问题不少的超级新兴经济,是不可能隔离于国际市场评价的。而从正面效应观察,国际投行与评级机构有时候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唱衰或许是一种另类提醒,将促使中国更加重视制约经济长期发展的诸多瓶颈。例如,笔者就相当认同大和资本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孙明春关于中国在未来5至10年,将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有效就业人数急剧下降以及收入不平衡进退两难等三大危机的提醒,也觉得未来中国仅靠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并不能有效解决就业难题。

        只是应当看到,更多时候,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可以呼风唤雨的投行,它们往往是在貌似“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基础上,从自身的偏好与利益出发,或者唱多或者唱空中国经济。只不过,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往往未必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有一点应该很明确:这其中,“忽悠”,尤其是“高级别忽悠”的成分居多。

        十年前,当中国以国际汇率计算的GDP总量为1.08万亿美元,而美国为9.8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11%时,以高盛为代表的国际大投行尽管也不时唱多中国经济,但从当时中国资本市场的炒作空间来看,显然难有太多的“分肥”;而随着中国加入WTO,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国际投行就有了唱空做多中国市场的杠杆。例如,2002年,国际投行集体唱空中国银行业,使得不少国际舆论包括一些国人都认为四大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而其背后的动机已被证明是增加外资投行和银行持股中国银行业股份的谈判筹码,导致它们得以低价持股建行、中行和工行,普遍获利3-4倍。这些所谓的战略投资者最终被证明为是十足的战略投机者。

        类似的情形在中国楼市和股市亦不鲜见。去年底以来,国际投行和对冲基金一面看空中国房地产市场,一面又加速进入房地产业;至于A股近年来的暴涨暴跌,某种意义上说实是国际金融资本试图控制中国股市的一种精心安排。可以说,中国股市从前几年的6124.04高点到逼近2000点的暴跌即是国际金融资本对中国股市的一次成功狙击,他们才是中国股灾的最大赢家。

        可见,掌握信息与话语权优势的国际投行,近期频频唱空中国经济的背后,动机之一便是:利用国内投资者对其普遍存在的迷信心理,在中国市场低成本获取超额利润。

        配合母国的国家竞争战略帮助美欧维持顶层地位

        国际投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另一出发点,便是配合母国实施的国家竞争战略,试图在垄断中国经济话语权的同时,帮助美欧继续维持在金融与产业分工领域的顶层地位。

        从经济与金融强国的发展路径来看,从工业大国向资本强国迈进,是整体经济结构升级以及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内在要求。最近100年来,先是英国,后是美国把持了国际金融主导权,由此获得的显性和隐性收益难以计数。本轮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美英等国的核心竞争优势:金融。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而对以美英为代表的金融帝国主义国家来说,拖延全球货币金融领域的公共产品改革,强化金融力量工具,紧握金融话语范式不放松,则是从顶层分工领域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战略“锁定”的最后王牌。

        放眼今日世界,梳理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再审视某些大国一贯实行的操控伎俩,可以发现:每当这些主导世界的经济大国自身陷入困境甚至危机时,总要利用其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给竞争对手制造更大危机,将自身危机转嫁出去,并化危机为机遇,重新获得和巩固霸主地位。中国便是他们主要防范对象之一。他们的主要运用工具除了赤裸裸的经济施压以外,就是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呼风唤雨的国际资本。

        而国际资本一向难以容忍那些不遵守西方世界制定的或不和它们玩同一游戏规则的国家和势力。而其号召力的形成,除了其发布的报告本身可能具有一定的市场参考价值外,还与西方主流媒体的刻意放大,以及他国舆论的盲目跟风密切相关。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市场分析人士乃至管理层对其产生了迷信心理,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俘获了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思维。

        经济话语权的争夺是一场不见硝烟的经济战争

        国际资本对经济信息的垄断与对话语权的操纵已经严重影响了新兴经济体国家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理性经济政策的制定。新兴经济体如果不能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高度将经济增长、信贷政策、汇率制度改革、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和金融业的开放作为整体通盘考虑,没有建立健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则极易为国际资本制造经济恐慌乃至金融危机创造条件。

        可见,经济话语权和产业主导权同等重要。早已把转嫁经济风险招术玩得纯熟的西方势力,是不会放弃利用中国的经济与金融漏洞来遏制中国经济金融崛起步伐的。击败中国商业银行,控制中国证券市场,夺取中国金融市场的主导权便是他们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中国万不可松懈自己的敏感神经。

        而要防范国际资本制造经济恐慌,迫切需要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加强合作,以打破投行对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控制。为什么那些可能根本就没调研公司,而是坐在办公室里编造出来的投行报告竟然有如此的杀伤力?根因在于机制化霸权逻辑下新兴经济体的一种集体患病。其实,国际资本自身也是相当脆弱的,过度金融创新已经被证明为是一种异化与扭曲,最终自食其果。因此,新兴经济体必须消除对国际投行的迷信。当然,打破迷信不等于盲目自信,在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金融产业控制权争夺的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迫切需培育一大批向国际资本叫板的种子选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则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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