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000美元左右，正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走了一条极具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而这种以“摸着石头过河”著称的改革形式，近年来又被冠之以“中国模式”，并被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和“华盛顿共识”相提并论的模式，尽管“中国模式”一直并没有很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但这并不妨碍各界对其的赞扬抑或批评。特别是在今天，当中国的改革再次站在十字路口，面临方向性选择的时候，讨论“中国模式”的成败得失，并对中国改革开放33年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寻找改革新的共识和突破口，无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模式”的前身是美国《新闻周刊》驻京记者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但对于“北京共识”，无论其倡导者，还是支持者对其认识上却并未达成“共识”，甚至成了最没有“共识”的共识。比如，其倡导者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有着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有政治精英、学术精英和商界精英组合的带领，因此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因而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继续保持超过9%的GDP年增长率，为发达国家所争羡，并成为世界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楷模。

    但是，如果将“中国模式”归结于政治上的保守和经济上的激进，甚至将“中国模式”归结于政治精英的集权式的领导和国有经济的“长子”的作用，这无疑是对“中国模式”最大的误读。考察中国模式，恐怕更多的要考察：其一，是什么力量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和繁荣；其二，集权的政府在中国繁荣中究竟是中国增长的短板，还是独特优势；其三，“中国模式”有没有持续性，其自身的优势有没有可能带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真正的考察中国模式是非功过的切入点和突破点。

    中国前30年的改革，创造了年均9.7%的增长，这在一个二元经济特征明显、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滞、资源配置的方式模糊扭曲的大的经济体出现，被很多人视为奇迹。当然，也有很多人克制而又不无严肃的指出，30年来中国的增长其实无所谓奇迹，和当年的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发展比较快的国家一样，属于赶超型的，在发展的方式上，主要也是依靠出口，高投资，高储蓄以及高代价的方式。但是，客观而言，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发展建立在一个计划经济的体制环境下，人口庞大，并且国有经济成分一直很高的国家，这无疑也属于经济增长的奇迹。到那这种奇迹的创造，却并非“中国模式”的倡导者所总结的威权模式，就经济增长而论，中国经济增长之所有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依靠市场经济自身的力量和私人公司的创造力，而不是什么别的优势。

     其一，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看，在1992年小平南巡之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比较快，但并没用给世界留下极其深刻的影响。国有企业沉重的包袱和低效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市场机制的不健全也使得经济运行极其不流畅，经济长期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源配置的方式并非基于市场，而是完全基于政府，计划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仍然首屈一指，无人撼动。只有在小平南巡讲话，特别是2001年，中国入世以后，真正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市场的力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毕现无遗。毫无夸张的说，如果没有市场机制，如果没有入世之后全球化的市场，中国不可能取得这么快的增长，这是市场的奇迹而非政府的奇迹；

    其二，在国有企业改革障碍重重的情况下，中国选择的增量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道路，而恰恰是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真正引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民营经济，占有的各种资源不足30%，却贡献了中国增长的60%，中国就业的90%，中国专利和创新技术的70%。而从国企的改革进程看，政府改变对国企的管理，在微观经济领域收缩权力，释放经济活力，才使得国企在某些领域告别亏损。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一部不断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和限制政府干预的历史，一方面，通过改革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构筑了新型的政企之间的权力边界，培育了一个能够和政府抗衡的市场主体。没有对企业的改造，没有民营企业这些市场主体，就不可能创造中国的繁荣。尽管2003年以来“国进民退”的趋势明显，但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非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高达60%以上，成为中国经济繁荣的最主要力量。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市场经济的改革，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崛起，靠所谓的政治保守、经济激进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维护国有经济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就能创造所谓的增长奇迹。

     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方，政府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干预可谓无处不在，没有市场的社会和没有政府的社会都是不可想象的。诺斯在其名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特别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而对于转型经济国家政府的作用，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1990年推出了一本新书《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在讨论了种种的变革措施之后，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突然笔锋一转，谈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必要性。依据科尔奈的看法，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实现市场经济的转型几乎没有可能。

     倡导“中国模式”者特别强调这一点，认为中国政府的强大和集权是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减少内耗，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实，这样的逻辑根本禁不起历史的考验，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垄断一切，国有成为垄断了经济的所有方面，但没并没给中国带来繁荣，政治和经济上的极左使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可见，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保持政府政策的稳定与政府的强大是两个概念。恰恰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恰恰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以及政府对资源的支配力过强，才成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最大短板，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使得政府过度参与经济，各级政府官员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导致寻租等一系列的负面行为，窒息了市场经济的活力，这是中国模式未来急需突破之处而非其独特优势。

    再以国有部门为例，国有部门可谓占有了绝大多数的政策和金融资源，但就国有企业的效率而言，一直却面临不能资源其所的悖论。在2003年之前，国有企业在微观领域亏损累累，依靠财政的巨额补助才能生存，成为财富的黑洞；在2003年之后，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财政救助政策，中国的国有企业告别了微观领域的亏损，到2010年，国有企业的利润高达近2万亿，但如果分析国企利润的来源，就会发现，国企的大部分利润要么是靠资源，要么是靠垄断，2010年中央企业的利润70%是靠前10家垄断企业，如果没有政策优惠和垄断地位，国有企业在微观上仍然是亏损和不赚钱的。正是因为国有企业垄断了资源，从经济总体而言，反而造成了整个社会财富的缩水。因为，占有30%资源不到的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0%以上，而占有70%以上资源的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只有30%不到，其2万亿的利润，真正上交财政的只有可怜的400多亿。假定这二者占有资源的比例互换，可以想象对经济增长的提升有多大。

     因此，中国改革30年财富积累的历史，既不是什么政府集权为代表的中国模式所带来的繁荣，也不是什么威权模式带来的，而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中国的繁荣。如果真的要说，“中国模式”证明了什么，我想说，中国模式没有证明政府强大的好处，而恰恰证明了即使在专制体制、垄断横行、国家不断甩包袱、去福利化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也证明了自己的奇迹，在石头上开了花，结了果。这个奇迹是市场的奇迹，而不是威权政治的奇迹，不是大政府的奇迹。

     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的过度强大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短板，而不是知道炫耀的比较优势，各种腐败和寻租，无不和政府占有过多的经济和政策资源息息相关。因此，周其仁才深刻认为，来自政府的种种威胁，构成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的最大威胁。今天，当我们讨论“中国模式”，总结中国30多年财富创造的原因时，切不可以政府之强大视为中国模式的特色，更不可将其视为中国财富的制度源泉，只有如此，才能找到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侧重点。未来能不能鼓励非公经济和民间投资，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选择问题。

    中国当下的社会，本质上而言，并不是以公司为主导所推崇的平等的市场经济，权力和政府对于资源的配置仍然具有绝对的主导权。中国的繁荣来自公司的强大，但要确保中国持续的繁荣，不通过限制政府的权力，不真正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不真正实现保障一切私人主体权利的法治，不建立公民社会，恐怕是不现实的，但金融危机以来政府不断扩张权力边界，改革出现走回头路的现实，以及中国市场经济的知识谱系及其缺陷，决定了这种努力的艰辛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