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国际贸易与金融理论。其研究成果之一《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从1996年4月起至今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5，堪比巴西、俄罗斯或者美国等收入严重不均的国家。一些学者视其为制约中国内需尤其是私人消费成长的主要因素之一，还有专家警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将造成社会与政治的不稳定。中国政府也为此忧心，多次提出把缩小收入差距作为一个重要政策目标。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收入分配采取“大锅饭”制度，导致“干多干少一个样”， 严重挫伤了中国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导致了中国的极端贫困问题。

　　邓小平英明地实行改革开放，打破了“大锅饭”制度。“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尤其是解放了中国人长期被压抑的创业精神，大大刺激了私人经济的蓬勃发展。过去30年，世界银行估计中国至少有五亿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这是史无前例的成就。

　　中国的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时期迅速扩大，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有许多复杂原因。必须承认，一定的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完全平均主义的社会，有创造力的人缺少积极性，社会与经济就缺少活力。在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中，收入差距的存在以及在一定发展时期中的拉大，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

　　中国收入差距的增加还有深层体制与政策的因素。比如，土地产权制度迟迟未能给中国社会收入最底层的农村人口最起码的“原始资产”，而土地征收环节中对农民权益的肆意侵犯，也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台湾经济起飞时期收入差距并没有显著增加，其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在未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激进政策下，成功进行了土地改革，使台湾农村人口因拥有土地而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得益，从而奠定了台湾中产阶级的基础。

　　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长期受到种种歧视，被排除在子女升学、医保、养老等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体系之外，加之日益严重的滥权、腐败、裙带关系等问题，让人怨声载道。因此，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问题，不单纯是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自然差距”问题，而是反映了社会不公正的深层次问题。中国当前的“仇官仇富”现象，本质上未必与收入差距有着直接的因果关联。它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权力滥用、腐败与社会不公的问题。

　　消灭贫困，培育中产阶级，是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总会有1%或者更低比例的人会拥有很多财富，他们的收入水平与最低收入人口之间的差距可能会继续扩大。但只要穷人数目越来越少，中产阶级越来越多，中国可以有一些特富超富的人。

　　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给了李嘉诚一个白手起家创业的机会，使他变成为首富和“李超人”。他的致富不依父荫，不仗特权，也非靠贿赂。香港的普通百姓包括穷人既羡慕他，也尊敬他，内心期望有朝一日也可以成为一个“小超人”。

　　与其关注“收入不均”问题，我们更要正视“机会不均”的问题，即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死板僵化导致人口缺少垂直流动性。机会不均比起收入差距是远为严重得多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将造成真正严重的威胁。

　　单纯增加对富人课税，“劫富济贫”虽迎合一般人胃口，却是误入改革前的歧途。它将严重挫伤储蓄、投资与财富创造的积极性，拖累就业成长，并影响中长期税收，最终害了穷人。

　　中国必须做两点：一是下决心普及义务教育，提供基本医疗保健，增加贫困救济与转移支出，加强失业与养老保险等社会安全网；二是保障机会均等，革除腐败，减少垄断，建设一个真正透明、自由与公平竞争的游戏场，通过鼓励创业创新来创造更多就业、更多财富，从而实现更多税收与社会保障。

　　如果中国实现了机会均等，收入差距何足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