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金融危机下负债累累的七国集团相反，中国经济很快就回到了以前的增长轨道。其出色表现不禁让人乐观预期高增长会延续到遥远的未来。是的，我们有理由乐观，有理由为之高兴。但因为中华民族自古崇尚“居安思危”，我们不也有理由向坏的方面想一想吗？

    日本的经历大概可以为我们提供前车之鉴。

    1987年“黑色星期一”股灾过后的几年里，日本的资产价格从昂贵发展到高得离谱，日经指数令人眩晕地飙升至39000点。当时尽管西方世界在股市崩盘后一蹶不振，但日本经济显然轻松地就返回了正轨。日本企业凭借它们的高市值，收购了一批值得炫耀的外国资产，日本银行则拥有全球最高的信用评级。那时的日本根本不会受到出口市场疲软的致命打击。其经常项目盈余和强劲的财政状况为宏观政策提供了回旋的余地，使得任何形式的经济放缓严格来讲都只是暂时现象。日本银行适时猛踩油门，商业银行则发起充满爱国精神的放贷狂欢，国际游资大规模流入，资产市场和资本投资领域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上升。

    我不否定中国的劳动成本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我们也远远没有达到像日本那样公路修道没有地方可修的地步，房子建到埋在墙里的全都是不锈钢水管的地步。即是说，我们还处在发展过程中。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持续高速增长，人口红利和外需的非常态扩张也的确重要。如今无论从需求方面看，还是从供给方面看，曾经8%以上的高增长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未来中国经济将会告别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很可能会回到6%左右的中速增长时代。在我看来，即使这6%的中速增长也要以我们正确的经济政策和应对措施为前提条件。

      这一切听上去是不是似曾相识？没有错，同样的情形在今天的中国正在显现无遗。

    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央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救市计划，以此为基础，地方政府推出了18万亿的救市计划，规模之大足以令世界触目惊心，中国经济轻松回到8%的增长水平，预计明年可以达到9%，似乎中国经济根本不会受到出口市场疲软的致命打击，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去关心出口下降只是暂时性的冲击呢，还是持久性的回归。中央银行猛踩油门，商业银行发起放贷狂欢，国际游资火上浇油，一时间，流动性泛滥，资产市场和资本投资领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上升。不仅股价、房价暴涨，大蒜价、辣椒价一切可以成为资产的产品的价格也都轮番暴涨。官员们私下坦陈，好些项目根本就没有盈利能力，当地政府根本就没有还款能力。不过那是六到八年之后的事情了。官员们私下说他们管不到后面的事情了。

    中国资产市场已经积累了巨大的风险。2008年顶峰时期，上海股市市净率超过了7倍，远远高于1989年日本股市的5倍。经过过去22个月的动荡，这一比率已经降至2.7倍，但依然是世界第二高水平，仅次于印度。市盈率在2008年的顶峰时期超过了30倍，到今天依然处在20倍的高位。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房价租金比也都让美国的房地产热相形见绌。看多者将高增长数字加入模型，以此为高不可攀的估值辩解。然而从历史上看，GDP高增长与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关系甚微。日本出现经济奇迹的那些年份里，股市表现低迷，韩国、台湾和泰国等高增长率经济体的市场指数20年来鲜有增长。资产泡沫产生的投资回报绝对不是来自真实的商业业务，而是来自投资者的新加入资金。正确的看法，资产泡沫很可能意味着真实商业活动利润空间的减少，而不是相反。因此，资产泡沫做大，最终是一定要破裂的。

    说过了，中国经济不可以承受浮动汇率之重，这一点政府似乎是注意到了。但是中国经济同样不可以承受货币过度扩张之重。流动性泛滥，必然要推高资产价格。在美国房价上涨，财富效应会增加人们的消费。但在中国，房价在高位过快速增长反而会压抑国内消费需求。房价过快增长可能绑架中国经济使其进一步依赖投资而不是消费来维持高增长。而且，房价暴涨还会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成本，降低制造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中国经济同样不能承受财政过度扩张。由于体制性的“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中国经济本来就具有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的压力。财政过度扩张虽然可以解决一时之急，但很可能会增加未来的供需矛盾。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大环境已经不同于1998年。必须考虑财政扩张形成的新生产能力的出路。

    中国经济一旦进入下行通道，问题将暴露而不好收拾。老实说，我不认同保八政策。我还认为，金融危机后我们是加剧了对于高增长速度的依赖，而不是相反。我们本来需要邓小平而不是凯恩斯，但我们更多地依靠了凯恩斯而不是邓小平。这将使我们面临困难的境地。另一方面，今天人口红利之获得愈是巨大，未来其消失之负面影响也愈是剧烈。这些困难，日本当年是不曾面对的。我们不要忘记，日本经济其后经历的是“失去的十年”甚至“失去的二十年”。日本毕竟是猪肥了才停止长膘的。我们呢，我们不可以没有肥就停止长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