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9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介绍了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篇文章报道了印度古尔冈的快速发展。这座城市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以南15英里。20年前这里还很难称得上是一座城市，但是现在它拥有150万人口。这里有26个大型商场、7个高尔夫球场、众多奢侈品商店、出售奔驰和宝马的汽车展厅。公寓大楼如水泥森林一般迅速出现，在一个名叫“数码城”的新潮商业楼里，许多世界上最有名的大公司入驻其中。其他类似的城市也已经发展起来了。在这些发展的背后，政府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这些地区，通常由政府提供的服务都是由私人部门提供的。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说明如何用经济高速增长理论来解释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我以前的文章里我经常讨论经济高速增长理论。在我的理论里，有三项要素能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分别是充沛的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和给予发展中国家追赶空间的技术缺口的存在。这三项因素足以解释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战前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等“四小龙”的经济高速增长。在这个理论里，我没有涉及政府的本质，比方说，政府是不是符合西方民主的要求。上面提到的作为经济高速增长案例的国家和地区都没有西方的民主制度。我也没有具体说明政府的效率。我提到了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这意味着政府即使再糟糕，也没有损害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

    印度模式有助于从三个重要方面澄清我的理论。

    一、有效的市场运作是有弹性的，其中包括政府的参与程度。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众多经济领域，中国政府都允许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相互竞争，以确定哪些服务应当由公共部门提供。印度的政府不如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部门，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在古尔冈和其他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私人部门接管了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这些功能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水电供应、“公共”交通、“公共”安全、“公共”基础教育和垃圾清运等。在印度城市快速发展的进程中，私人部门提供了几乎所有在别的国家由公共部门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二 二二而、腐败可能与经济高速发展并存。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就有腐败问题。不过这些现象还没有严重到影响政治稳定、干扰市场经济有效运转。印度政府也有腐败问题，但在政府不能有效控制的地区，例如古尔冈，政府腐败是无关紧要的。 

     三、印度的案例说明人力资本非常重要。文章中描述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印度能干的企业家和蓝领工人，他们建造了包括古尔冈在内的城市。这种人力资本在印度已经有多年的发展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