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伴随着个税改革的步伐，与个税相关的话题不断升温，老百姓对与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这次改革高度关注。本月底，个税法修正 草案将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新华社记者近日专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针对老百姓最关心的热点话题，他进行了解答。

　　“在税率设计上更好体现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阶层的导向”

　　记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公布的个税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情况，共有意见23万多条，您如何看待这些意见？

　　贾康：首先应充分重视社会公众表现出的积极参与意愿，个税与民生紧密联系，所以不能只以专业的眼光考虑这些意见，更多地要看到这背后公众的心态和诉求。

　　具体看这些意见，首先要看这些意见的构成，23万多条意见里大量来自发达地区，边远地区占比重极低。多组织一些政府培训、大讲堂、论坛会议、课题研究等活动。从收入阶层上看，意见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以上的阶层，包括高收入阶层。

　　值得注意的是，真正最需改善生活状况的低收入阶层发出的声音不多，一方面可能他们没有条件或技能去上网，也可能他们不理解个税起征点等专业知识，这些都需要在具体分析这23万多条意见时给予特别注意。

　　记者：对于即将进行的二审，您有什么期待或建议？

　　贾康：二审是很重要的形式，它会积极吸收公众意见中建设性、合理的部分，著名经济学家指出初步方案比较好地体现了个税“抽肥补瘦”的作用，但是仍有局限性，还有优化的余地，为进一步地推动个税改革作一些铺垫。

　　我个人建议是在个税税率设计上更好体现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阶层的导向。多组织一些政府培训、大讲堂、论坛会议、课题研究等活动。技术层面上看，现行草案取消了15%这一档，建议保留15%的档同时取消20%的档，从而为中等收入阶层减轻更多税负。

　　“个税免征额可以考虑和物价联动”

　　记者：物价和老百姓的生活可谓息息相关，那么，起征点能不能和物价做一个联动呢？

　　贾康：我认为这是可以考虑，其他国家、经济体也有可借鉴的类似经验，比如说可以每三年调整一次起征点，如果经过一个立法程序认定这一办法可行，就可以常规化地根据物价情况，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一次起征点，这样关于起征点的各种争论也会减少。

　　记者：个税的起征点能不能不搞全国“一刀切”，比如东部发达地区就高一些，西部欠发达地区就低一些？

　　贾康：从基本逻辑来说，作为一个统一的市场，著名经济学家认为很难设想不实行全国统一的个税设计，这在国外也是没有先例的。我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进一步健全统一市场，在统一市场上，劳动力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应该是无壁垒的自由流动。个税不能开倒车，不能把一个全国统一市场上规范的税率再切分成不同地区的不同税率。

　　记者：在征求意见中，有一些上海、北京、广东等发达地区的社会公众提出，3000元的免征额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支出，您怎么看？

　　贾康：老百姓的感受是可以理解的，谁都希望自己可支配的实际收入多一些。按照相关部门的全国测算，对于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支出，起征点从2000元到3000元的调整是可以覆盖的。

　　同时，不能简单说起征点就直接对应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支出，应该说是对社会成员最基本生活支出方面的考虑。不能情绪化地说只有3000多元的收入，因为涉税，基本的生活支出就被剥夺了，要看到个税的最低边际税率只有5%，这3000多元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税金。

　　“工薪之外的收入目前还没有形成超额累进的调节机制”

　　记者：这次个税法修正草案的一大亮点是调整级次和税率，这种税制设计的初衷是什么？

　　贾康：这次个税法修正草案将九级超额累进的具体设计变成了七级，对税率也做了调整，其目的是将工薪阶层低端的税负适当往下调，高端的税负适当往上升，从而更好体现个税再分配的优化调节功能。应该讲，此次个税改革顺应民意，在适当提高起征点、对冲物价上涨压力的同时调整级次和税率，是个税改革在当前难以一下推进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改革框架下做出的一个改革小配套。

　　记者：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富人很容易避税，事实是否如此？您怎么看？

　　贾康：这里所说的富人不是工薪收入阶层中的富人，在代扣代缴制度下，工薪收入阶层一般是逃不了个税的。真正很容易偷逃个税的富人应该是私人厂主等人群，他们有权决定自己工资怎么体现，他们的工资一般在账面上看不出来，个税无从征起。这几年这种情况有所改进，税务机关也加强了征管。富人有比较大的弹性空间偷逃个税，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应该实行综合的个税税制，把工薪收入和其他收入都归堆儿，放到一起用超额累进的税率设计来覆盖。

　　记者：在美国50%的富人缴纳了97%的个税，我国60%以上的个税都来自工薪所得，您怎么看待有关我国个税沦为“工薪税”的质疑？

　　贾康：这里面确实有不合理性，但首先要看全貌。在目前2000元起征点的税制设计下，72%的工薪收入阶层是不纳税的。我国现在的收入还是金字塔形，大量的低端收入者不用纳税，需要纳税的阶层中，超额累进税制体现了低端税负比较低、越到高端税负越高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工薪之外的收入还没有形成清晰的超额累进调节机制。

　　“积极创造条件推进个税走向综合计税”

　　记者：综合计税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实行，包括越南、印度，我们国家没有实行的难点是什么呢？

　　贾康：我观察管理部门认为现在条件似乎还不具备，综合计税要实行纳税申报，纳税人各种各样的收入要在一个终身、唯一、实名的纳税号码之下归在一起，需要管理部门及时察觉、发现、纠正弄虚作假，要有令人信服的信息系统，这些具体管理条件确实需要创造条件才能够具备，我认为应该积极创造这些条件推进个税走向综合计税。

　　记者：每个家庭的组成是不同的，比如一个家庭有孩子、老人，他们的负担要比没有孩子、老人的家庭重，这种区别如何在个税税制设计中体现？

　　贾康：国际上有类似于家庭实际赡养系数这样一个计算依据，这一概念有利于比较公平地计算个税应纳税额，但要求有更细致、更有支撑力的管理条件，需要核实各个纳税人的家庭情况，我认为目前在中国实施难度较大，现在有很多人口是不断流动的。

　　“需要引入新的、更好的税制设计”

　　记者：老百姓为什么会觉得自己税负重呢？

　　贾康：老百姓从一般的自然反应来说都觉得税越低越好，但是必须认识到税存在的必然性。税收是人类社会在国家形式下必须要形成的一个收入机制。判断一个社会的进步和成熟，一个依据就是纳税人意识是否能慢慢生长起来。西方社会有比较普遍的纳税人意识，公众知道这些税是要交的，但他们同时有较强的纳税人权利感，会监督政府把税收花好，这在中国需要一个发展过程，而且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方向。著名经济学家称中国的老百姓要越来越具有纳税人意识，中国的纳税人也要越来越有自觉性去监督政府把钱花好。  

　　记者：现在有很多质疑，说中国的老百姓税负重，您认为重不重呢？

　　贾康：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的宏观税负，也就是整个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概是30%左右。对于宏观税负，发达国家要高一些，大概在40%到50%，一些高福利国家要达到50%以上，发展中国家一般应该在35%左右，中国略低一点，这样看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太重。但这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在不同场合的税负都不重，有些场合老百姓的税负是比较重的，例如一些应该给予特别减免税的没有减免到位，这需要引入新的、更好的税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