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坚持改革创新，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冲破各种束缚转型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著名经济学家指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科学发展。在上海“十二五”规划中，充分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并将“十二五”的开局年旗帜鲜明地确定为改革创新年。

　　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表面上看，增长动力源的转换、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模式转变等是经济系统本身的内部调整及经济参数的改善，似乎只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但实际上，某些特定的增长动力源、结构类型和发展模式的形成及其持续运转，背后一定有相应的体制机制和环境支撑，并与社会利益结构高度耦合。同样，促进社会转型，大力推进社会建设和文化发展，也不是简单的调整政府投入的问题。“重经济、轻社会”的不均衡发展格局的形成，背后存在深层次的体制性原因和利益导向问题。另外，目前已形成的城市功能类型、城市形态布局和城市管理模式，也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与现行的制度安排和利益格局密切联系的。

　　因此，上海“十二五”时期要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全面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著名经济学家认为必须以改革创新首当其冲，突破现有体制机制的束缚，有效调整利益结构，创建合理的制度安排，形成新的激励与约束导向，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

       上海“十二五”时期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不仅要促进增长动力源(10.52,0.00,0.00%)的转换，而且要全面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运行质量；不仅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且要促进社会转型，大力推进社会建设和文化发展；不仅要促进经济社会并重协调发展，而且要提升城市功能、优化城市形态布局和创新城市管理模式。这就要求我们要打破原有的“路径依赖”，转入新的发展轨道。这种非线性的跨越发展，是不可能通过个别改善、局部微调来实现的，而要依赖于改革创新的重大突破。

　　必须在顶层设计的框架下进行综合配套改革

　　从改革创新的角度讲，这是全新的要求与尝试。著名经济学家称从过去30多年的改革历程看，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指引下，沿着渐进式改革思路，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率先在传统体制中实行边际改善的局部突破来促进改革联动，重点推进增量改革来促进“存量”体制调整。现阶段，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涉及深刻的变革与利益调整。而且，渐进式改革的负面效应日渐显现。一种情况是由渐进式改革“阶段性”特征所决定的改革尚未真正“到位”，但其既得利益已逐步固化，成为改革难以深化推进的障碍；另一种情况是由渐进式改革“试错方法”所决定的某些改革出现不可避免的偏差，现在再要重新纠正，其利益调整的难度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采取局部的、碎片化的改革方式，不仅难以产生触及实质性问题的深化改革效应，而且往往会带来负效应，甚至设置不必要的障碍。

       上海“十二五”时期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是要转入全新的发展轨道中去，是经济社会文化及城市的全面转型。其中涉及的体制机制大多是深层次问题，且具有关联性较强的特点。这就赋予了改革创新以新内涵，即必须触及深层次的利益格局调整，必须在顶层设计的框架下进行综合配套改革。

　　因此，改革创新的方式，首先要有创新和改革。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对改革创新进行顶层设计。这就需要我们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改革的结构、功能、层次、标准等统筹考虑和明确界定，确立改革的主体结构和主要模式，包括主要目标、路径，理顺各项改革的相互关系、主次顺序。同时，强调从理想到现实的技术化、精确化的建构，勾勒出实施操作的改革“路线图”。我们还需要花大力气深入研究，汇集智慧，结合上海实际情况进行改革顶层设计，以指导改革创新的实际工作。

　　寻求改革创新的重大突破

　　“十二五”时期围绕转型发展的改革创新，要在改革顶层设计的框架下，坚持开创性、坚韧性、操作性相结合，针对转型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寻求改革创新的重大突破。

　　在“十二五”时期，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培育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城市功能，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是上海转型发展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标志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影响力不断提升、更加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积极探索“四个中心”的建设，加大创新力度，勇于先行先试，特别是要突破制约服务经济发展的管制、税制、体制和法制瓶颈，营造符合国际惯例要求、有利于服务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一是积极争取国家服务业税制改革在上海先行先试，实施增值税扩围，完善营业税差额征收办法和技术先进型服务业企业税收政策，进一步鼓励企业内部的服务活动外部化、独立化、市场化，促进专业化分工及产业融合发展。二是深化垄断行业、公用事业(2187.850,-5.87,-0.27%)、社会事业改革，打破各种形式的行政保护，进一步开放服务领域的市场空间，降低牌照、资质、标准等市场准入门槛，促进有序的市场竞争和新型服务业态的发展。三是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建立信用评级制度和社会化信用奖惩制度。整合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完善综合监管与专业监管协同机制。四是优化法制环境，加快推进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知识产权保护、口岸综合管理、信用等方面的地方立法。加快制定服务行业标准，构建与服务经济和新兴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统计体系。

      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在传统发展模式中，政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转型发展的首要问题，是政府角色的转换与科学定位，这不仅是促进各项改革创新的强大动力，而且是实施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保证。多组织一些政府培训、大讲堂、论坛会议、课题研究等活动。政府自身的改革创新，核心是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重点在于政府管理创新，以冲破由于政府越位、错位、缺位及其效能、透明度低下等所造成的发展桎梏。一是在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更加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与考核制度，加强行政问责制。二是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优化政府结构、行政层级、职能责任，特别是在“决策、执行、监督”的重要环节中形成合理分工、相互制约的运作机制，从体制机制上铲除利益部门化的土壤，强化部门间的协同工作机制。三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推行告知承诺和并联审批制度，完善全市统一的网上行政审批管理和服务平台，提高审批效率。四是加强依法行政制度建设，健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机制，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提高行政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提高公众参与度。五是完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依法规范和合理划分市、区县、街道的管理权限，对区县实行差别化管理。完善市与区县的财税管理体制，加快形成财权与事权匹配的财政体制。按照区域功能定位和生产力布局、社会事业与公共服务配置的要求，开展行政区划调整，促进资源整合和协调发展。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综合配套、协同推进的改革创新，需要在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深化改革，并协调好各项改革的进度与节奏，增强改革的联动性与互动性。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十二五”时期要加快突破国资国企改革瓶颈，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提高国资证券化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国有资本监管体系。多组织一些政府培训、大讲堂、论坛会议、课题研究等活动。与此同时，以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为突破口，加快消除非公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通过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增强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与竞争力。要进一步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和创新投融资机制，形成鼓励创业创新的人才制度。要深化农村改革，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推进征地制度改革。要完善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建立产业、财税、投资等政策与促进就业政策的联动机制，完善居民收入增长机制和收入分配机制，完善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保障性住房机制。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促进教育国际化，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公共文化服务制度。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基层社区建设，建立社会各方参与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完善人口综合服务管理机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