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定成本上升：企业负担加重

　　 企业经营的成本里有一块是竞争形成的成本，还有一种是法律规定的成本。从1995年到2012年，我们GDP增加了8.6倍，工资总额增加了8.8倍。劳动成本跟名义GDP增长比没有高的太离谱，但税收增长了16.7倍，这是强制的，不纳税是违法的。而且，除了税收以外还有其他的费用，加到一起同期增长是18.8倍。

　　 法定成本跟市场竞争形成的成本不同。自由竞争形成的成本会随着不好的经济形势下降，法定成本的调整还要开会，还要投票。2016年经济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三去一降”降成本，法制成本是我们体制成本的组成部分，当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越来越大，进位到世界第二而且非常有望变成第一的过程中，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升上来了。

二、市场准入成本：要从体制上解决

　　 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开始激烈，每当开放一个市场就急需寻找新的市场，但很多壁垒还没有打开，要打开新市场不容易。不要只强调经济下行，问题是有机会却不让人做出反应，本来好做的生意也没法做了。这个问题是体制成本问题，像医疗改革，这个不是产能过剩的问题，问题卡在准入上，价格指引上。

　　 准入和定价对动员资源非常重要，今天我们搞供给侧，以前搞需求侧，但是我们要清楚，做事不能靠喊口号，政府领导是制订政策的，这个问题只能从体制上解决，任你发多少文件喊多少口号都没用。

三、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价格机制不能靠规划

　　 企业对新的机会做反应，但是获得关键要素很难，比如房地产。从全国来说是产能过剩了，要去库存，但去库存的政策还没有好好贯彻，三四线城市还没有明显进展。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制度变量，不能在北京统筹全国的土地供应。现在人是流动，需要一个灵活的供应市场来应对灵活的需求。

　　 现在的情况是只有城镇国有土地可以依法流转，集体土地不能依法流转。如果允许分散的流转，市场是有自我平抑的功能，而我们非要统一把土地划成不同的类，价格机制的形成不是规划能替代的。

四、移动、退出的成本：企业要研究的战略问题

　　 过去要搞市场分割，有些地方会不准别的产品进来，这个问题花了很多年才解决。现在出现的新的问题是，做大乐得公司要到别的地方去办总部，地方政府不让走。这也是我对地方竞争理论有保留的一个原因，地方竞争有很多积极影响，但是也有消极影响。这种体制在经济决策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等到在更大的空间配置资源的时候，它就变成障碍了，政绩和GDP就会受损。在什么时机移到另外更合适的地方去，这是企业发展战略当中的一个难题，不少商学院要研究这个问题。

五、修订法律政策的成本：一条规定，拖累全局

　　 现在修法的成本太高，有一年出了一条文件“城市居民不得到郊区和农村购买农民宅基地上的物业”，这句话一出来整个郊区的景观投资、产业投资、民宿投资就遇到了一个障碍。现在城市居民汽车保有率这么高，乡村旅游那么火，但是遇到了体制障碍。还有宅基地问题，这些已经变成了国民经济难题。

　　 这些年我们积累了新的办法，比如搞自贸区，授权一些地方在指定时间内暂停一些法律。至于土地问题，现在已经分别做了实验部署，但这些问题都变成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困难。

　　 现在全球局面发生了变化，我们原来的立国之本是比较成本优势。现在我们生产成本上升中有一些硬性的制度成本上升得偏快，法定的制度成本、对新的市场机会做反应的成本、摆脱一些过时的经济结构的退出成本、修订法律的成本，这些成本都在增加。

　　 我们考虑成本，不单单要考虑生产成本，不单单是狭义的完备市场体制下的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我们这种转型期国家伴随的体制成本，运行的制度成本，这个成本对我们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当年我们从争4保5到达到10，现在又从如日中天到面临下行压力，这其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就是体制成本的变化：体制成本决定经济发展，也决定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