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简介：

　　主要职务：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

　　研究领域：军事历史和军事思想的教学和科研

　　教育经历：本科在吉林大学历史系学习，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后读研究生，198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工作履历：1969年入伍，先后从事过工兵、炮兵和基层政工干部。1985年，调入国防大学。此后至今长期在军事学院、国防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曾任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四川大学等十几所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所兼职教授。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日本防卫大学等讲学。

　　学术成果：十余年来共个人撰写的专著共计400余万字。出版过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抗美援朝、东南沿海少将徐焰做客强国论坛作战、中印边界反击战、近现代人物、世界武器装备发展和国际战略形势等方面的十几部专著，其中主要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史录》《世界屋脊上的秘密》《毛泽东——中国出了个巨人》《金门之战》《两弹元勋邓稼先》《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80个共产党员的故事》《最后的秋日》《第一次较量》等。作为军事史专家，他潜心于中日关系的研究，曾多次去过日本，并在日本防卫大学作过访问学者。所撰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录》于1995年在国内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在日本由官公厅株式会社以中日两种文字同时出版，为战后在日本出版过的惟一一部全面中国抗战的学术专著。

　　主要荣誉：国防大学军事历史学科带头人。连续三次被评为国防大学杰出教授，获2004年“全军优秀教师”称号、2007年“全军杰出科技人才奖”。著作《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曾获全军科研一等奖，《最后的秋日》和《80个共产党员的故事》获解放军图书奖。多部专著在美国、日本和台湾出版，如《抗日战争史录》、《金门之战》等。其他著作还曾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2003年，被评为国防大学五名“杰出教授”之一，先后立三等功三次。2003年，被三总部授予全军院校育才金奖。2004年，被三总部授予“全军优秀教师”称号。2005年，被评为国防大学五名“杰出教授”之一。2007年，被评为国防大学五名“杰出教授”之一。

　　相关言论：

　　朝鲜战争研讨会发言

　　2010年6月26日下午，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在“朝鲜战争六十年暨半岛形势研讨会”上发言。

　　最新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牺牲了18万人。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在最新出版的一期《文史参考》半月刊上撰文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阵亡11万多人，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直至国内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一直未对外公布过自己在朝鲜战争中的伤亡数字，因此外部有了一些夸大不实的数字。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历史资料增强了公开性，在20世纪80年代曾公布志愿军共有36万人伤亡，这个数字只是志愿军司令部计算出的纯减员数字(即不可重返前线者的总计)。

　　徐焰介绍说，根据卫生勤务部门准确的阵亡统计和医院接收伤病员统计，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总损失数是：战斗和事故亡114084人；负伤383218人(因包含两次以上负伤而存在重复统计)；患病后送入院治疗455199人(因包含多次住院同样存在重复统计)；战场失踪25621人。此外，战争期间根据解放军后方卫生部门的统计，医院中的负伤人员有21679人不治身亡，还有13214人病死。

　　按以上数字总计，共有148977人牺牲。但这一数字未包括失踪人员中的死亡者，也未包括支前民工。徐焰还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汇集全国各省市民政部门的统计，得出的烈士总数为171669人。此后，各地民政部门又陆续增报了一些抗美援朝烈士，至今纪念馆的统计已增长至183108人。

　　徐焰表示，考虑到一些复杂现象，对抗美援朝战争牺牲的表述，似这样讲较为客观——志愿军在战场阵亡11万多人，加上参战人员中伤病和其他原因的死亡，中国方面在战争中共牺牲了18万人。

　　曾想引进F-16遭拒绝

　　记者：1978年末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时，军队的武器装备在世界范围内大致处在什么水平?

　　徐焰：70年代后期，人们对军队的面貌用一个“肿”字形容，是指数量大而质量不精，武器装备也是量多而性能落后。1979年全军员额多达590万人，在装备方面除了有“二弹一星”这种集中科研力量保障的少量尖端武器外，其余装备还基本属于仿照苏联五十年代装备的水平。此时世界强国对武器装备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跨代技术升级，中国因科研水平薄弱，加上对外部世界的相对封闭，装备方面与强手的差距还有继续拉大之势。

　　造成中国武器装备落后的原因，有历史遗留的无奈，也有政策方面的失误。旧中国留下的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新中国成立时国内几乎没有现代兵工基础.连迫击炮都造不好。50年代国内通过艰苦奋斗，又得到苏联援助，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军工系统。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还引进了苏军现役的多种常规装备和部分导弹、核弹技术，使国内的许多常规装备一度接近和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可惜的是，由于中苏关系恶化，1960年苏联中止对中国尖端项目的帮助并撤走全部专家。1961年赫鲁哓夫为修补中苏关系又提供了米格-21战斗机，然而翌年秋又因古巴导弹危机时中国对其不表支持而停供技术资料，最终断绝了军事援华。此后近二十年间，国内军工部门努力消化苏联技术，却因原来的科研基础薄弱和“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冲击，多数项目并没有取得质的突破。至70年代后期，中国的主战装备如坦克、战斗机还停留在二战后的第一代水平，西方和苏联却已迈入第三代。在改革开放之初强调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形势下，中国领导人和国防科研部门都想迅速缩小差距，当时西方对华技术转让相对宽松也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

　　记者：从1979年起的十年间，为什么中国对西方国家还能进行一些军事合作和技术引进?

　　徐焰：70年代末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国际战略上坚持毛泽东晚年提出的“一条线”方针，联合美国和西欧国家对抗苏联。西方各国出于自身战略需求，又看到那时的中国综合实力和仿造能力都比较弱，才愿意对华出售武器和一些相关技术，这就为中国改进武器装备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出于“一条线”战略，早在1975年中国军事代表团就到英、法等国考察并试探购买技术装备，美国却以限制对共产党国家出售军事技术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则予以反对。1979年1月中美建交，翌年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访华，西方出售防御性武器的障碍才被取消。当时中国国防部门组织人走出国门，与西欧军工科研机关开展了交流，就此痛感到自身差距并增强了追赶的急迫性。起初中国军工部门设想成批购买西欧的先进装备为部队实行换装，如陆军曾商谈购买西德的“豹”2坦克和坦克炮，海军曾洽商购买英国的42型驱逐舰并引进技术改造自己的051驱逐舰，空军曾商谈购买英国的“鹞”式和法国的“幻影”战斗机。当时国内经济上出现的“洋冒进”也影响到军工系统。不过这时中国领导人在武器引进问题上还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加上出现了财政困难和技术转让这两方面的难题.最终确定武器还要以自主研制为主。

　　记者：当时西方国家的对华军售与50年代苏联的对华军援有哪些区别?

　　徐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商业利益权衡对外关系，军售是为获取暴利并实施控制。苏联当年援华还讲些国际主义，武器只收成本价(如抗美援朝时期用过的旧品只算半价)，技术全部免费，因而中国仅花费了几十亿元人民币就把陆海空三军的主要装备生产线和科研所设备全套搬到国内。西方国家却是每个项目斤斤计较细算账，报价令人咋舌，关键技术还不肯转让。

　　1979年英国曾提出愿意对华出售100架“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索价6亿多美元。德国提出的“豹”2坦克单价近百万美元。法国“幻影”战斗机单价则接近1000万美元。对此中方都不可能接受。中国原想引进美国F一16的样品和技术，却遭拒绝，只售给24架“黑鹰”直升机。当时美国对大陆军售掌握的一个底线，就是不能高于给台湾的水平。80年代中期美方同意出售航电设备为中国改造50架歼一8Ⅱ战斗机，却索价5亿美元，进程也一再拖延。这些事实说明，西方国家在实行联华抗苏战略时，骨子里仍把中国这个“共产党国家”视为异类，要予以多方限制。

　　揭秘隐蔽战线

　　徐焰介绍说，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两个战线的斗争：公开的武装斗争和隐蔽的地下斗争。当年党的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目标，是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数在搞工运、农运、学运和秘密的统战，发动和组织群众拥护共产党。徐焰举例说，在解放战争中，中共隐蔽战线的最大成就，是发动国统区广大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斗争。

　　1946年国共破裂后，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全面开展了包括统战、敌工、工运、学运和情侦等方面的斗争[3]。此时工作方针策略的核心，就是使党的非法的秘密活动和组织群众性的合法斗争结合起来[3]。例如地下党以学生运动和知识界的公开、合法的抗议行动为导线，进一步发展市民和工人运动，再扩大到农村的抗征粮征兵运动，使国民党当局在前方打内战时“后院起火”，陷入遭两面夹击的狼狈处境。毛泽东曾称赞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评论抗日战争

　　从中国革命的宏观角度看，可以看到其最大的成就在于中国革命力量有了空前发展。经过8年全面抗战，解放区军队发展到120万，根据地从原来仅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一隅之地发展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人口达1.3亿。这不仅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积蓄了雄厚的力量，也准备了广阔的战场。

　　在抗日战争这次全民族参加的规模宏大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人民和进步力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是成功地实现了两个革命并行的目标：民族革命——驱逐日本侵略，民主革命——发展了革命力量并为建立新中国做好了准备。

　　近些年来，有关抗战史教育出现了一些片面性倾向，即只单纯地讲国内团结打日本，而淡化了对当年阶级斗争的记述，使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作用产生了模糊认识，一些人甚至不知道也不理解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磨擦及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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